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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帕·拉希莉《同名人》中的操演之家
          來源:《外國文學研究》 | 胡俊  2021年08月23日08:05

          內容摘要  印度裔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在她的代表作《同名人》中對家提出了新的理解:那就是家不是一個有著固定內核、永恒不變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不斷被生成和建構的具體實踐,屬于家的歸屬感可以在操演中生成。一方面,印度裔美國移民通過對文化習俗的操演保持和傳統種文化的關聯或者進入到新的文化,從而獲得歸屬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打破傳統的家的模式,讓家總是處在流動和建構的過程中。拉希莉筆下的家不是扎根于一處,而是往返于不同地方,新的家園能夠吸收原來家園的養分,但是又將觸角伸向新的土壤不斷延展。拉希莉因而拒絕本質主義下的家園,她歡迎的是開放的家園。

          關鍵詞  裘帕·拉希莉;《同名人》;家;操演性;建構

          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 1967—)是美國當代文壇著名印度裔女作家,她擅長撰寫短篇小說,其文筆細膩動人,卻不乏深意,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疾病解說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一經推出便獲得了2000 年的普利策小說獎。拉希莉下一部短篇小說集《不適之地》(The Unaccustomed Earth, 2008)同樣大受歡迎,剛一發表它就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拉希莉從2003 年開始也同時進行長篇小說的創作,《同名人》(The Namesake)是她第一部長篇小說;2013 年她還發表了第二部長篇小說《低地》(The Lowland),這部小說進入了美國圖書獎小說項的角逐。不過就當拉希莉成為美國炙手可熱的暢銷作家時,她卻做了一個令所有人都吃驚的決定:移民意大利,用意大利語寫作,她用意大利語寫作了兩本文集:《另行言之》(In Other Words, 2016)以及《書之衣》(The Clothing of Books, 2016);2018 年拉希莉在《紐約客》上發表了同樣由意大利語創作,之后又被翻譯成英文的短篇小說《界限》(“The Boundary”),在這個故事里我們讀到了拉希莉一貫的主題,關于移民的故事,還有拉希莉自己承認的關于“身份”和“歸屬感”的主題,這說明無論在哪里,讓拉希莉最敏感的還是那些外來者的故事。

          在《同名人》這部小說里,拉希莉對于家這個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如果簡單地把拉希莉定義為族裔作家,又理所當然地認為族裔作家關注的無非就是移民如何渴望融入美國社會,實現美國夢,那么拉希莉的作品的復雜性就會被忽視。比如有的評論家看似是在贊同拉希莉,但是其評論恰恰也印證她在主題方面老生常談:這部小說主題是“放逐及其帶來的困擾,這是一部不失溫情的小說,其中有著契科夫式的對于父與子、父母和孩子的關系探討,它所刻畫的移民和他們的后代在追求美國夢時的得與失也讓人深有共鳴”(Kakutani E00001)。這部小說看似是成長小說,尤其是少數族裔個體的成長小說,但是主人公果戈理的成長模式并不同于傳統的成長小說,拉希莉也并沒有簡單地認為人的歸屬就是非此即彼。這部小說圍繞的是果戈理對于自己名字涵義的理解,也是由名字所引起的身份問題或者歸屬問題,這或許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無論是關于身份,還是歸屬,抑或關于家的話題在少數族裔作家作品中都很常見,然而,如果細細品味,拉希莉其實提出了對家的新的理解。拉希莉筆下的家不是一個有著固定內核,永恒不變的抽象概念,而是可以不斷被生成和建構的具體實踐,屬于家的歸屬感可以在操演中生成。拉希莉的寫作一直充滿了生活氣息,她尤其擅長刻畫“移民的日常生活狀態”(Mannur 157),她試圖證明家,或者歸屬感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它們也和身體的實踐以及日常生活實踐密切相關。對于處在流散中的少數族裔群體而言,任何時候談及家,他們所涉及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小家,還有他們所歸屬的家園,國家層面的家園,國家可以是非常宏大的概念,但是拉希莉關注的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也得以體現,或者說“日常的發散性的實踐構成了生活層面的國家”(Martin 89);這就意味著即使是國家層面的家園概念也可以去抽象化,變得具體,從而被細化、形式化和物質化,或者說家可以在操演中生成。

          “操演”(perform)一詞最初被女權主義哲學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賦予了深意,她認為性別不是天生的,而是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iy),人的性別在操演中生成,在不斷引用、操演和模仿范式中,范式得以內化,常規的性別角色得以生成,巴特勒的理論還原了性別角色被本質主義化的過程,也揭露了性別角色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后天形成和建構的。巴特勒的理論非常富有啟發性,它鼓勵人們去質疑任何本質主義化的企圖,挖掘了概念作為話語的操演性、生成性和建構性。英國著名社會學教授薇客基·貝爾(Vikki Bell)就將操演和歸屬感掛鉤,提出在操演中可以獲得歸屬感:“歸屬的操演性在于對范式的‘ 引用’,這些范式構成了或者呈現出‘ 社群’ 或者群體的樣子。重復,有時候是對范式化的準則進行的一種儀式性的重復讓物質變成它們旨在達到的歸屬感。高度儀式化的行為就是在挖掘歸屬感的符號”(“Performativity and Belonging” 3);在此,貝爾強調操演范式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在不斷操演那些已經被社群普遍承認的范式中,人們獲得一種歸屬感。將操演和歸屬感掛鉤意味著歸屬感不一定要求身體絕對在原本所屬的家或者家園這個場所才能獲得,當個體的身體離開熟悉的家的環境,乃至家園,被放置在陌生的環境或者國度,如何生成一種歸屬感就成了一個問題。有的移民盡管在新的地方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一間屋子,一間可以被認為是家的屋子,卻沒有理所當然地就獲得歸屬感;他們身體在“家”,精神上沒有“在家”的感覺,但是貝爾提出通過操演,尤其是文化層面的操演能夠重新建立一種歸屬感。

          在《同名人》這部小說中,拉希莉尤其凸顯了印度裔美國人在飲食和慶典文化方面的操演:一方面,正是在這些文化習俗的操演過程中,他們企圖保持和一種文化的關聯或者進入到另一種文化,從而獲得歸屬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歸屬感又總是在建構之中。巴特勒就提醒人們注意認同或許從來沒有真正發生過:“認同在哪里發生,如何發生的?我們能毫不猶豫地說認同已經發生嗎?值得注意的是,認同從來都不能說已經發生;認同不屬于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件。認同不斷地被勾勒成是一個想象層面的事情或者是結果,可是最終也沒有達成;認同是事件的幻象化。這樣看來,認同屬于想象的階段”(Bodies That Matter 105);而雖然貝爾承認對于文化傳統繼承的重要性,她提出“譜系的力量,那是一種對于身份和具體行為的感覺,是人們表現他們的方式”(Culture and Performance 32),但她同時“把歸屬看作一種在操演中完成的扎根”,這“強調身份的完全建構是建立在復雜的文化過程上”(Culture and Performance 32)。如果說巴特勒這段話指向的是認同的過程性,那貝爾則指出建立在認同感上的歸屬感同樣也是處在建構過程中,認同感不是單一的,而是在多層次的文化維度上進行的?!锻恕分械挠《纫崦绹苏翘幵趯τ诩覉@不斷地追求過程中,正如他們建立的新的家園不可能扎根在故土,而是生長在新的國度,這個新的家園也不完全是過去家園的復制,它猶如根莖,吸收了原來家園的養分,但是又將觸角伸向新的土壤不斷延展。拉希莉因而拒絕本質主義下的家園,她賦予了家以新的涵義。

          01

          操演中的歸屬感

          在談到“操演性”時,巴特勒特別強調:“操演性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單一的或者刻意的‘ 行為’,而是反復為之,不斷進行引用,這樣話語就會產生其命名的效果”(Bodies That Matter 2)。巴特勒在此提出了“操演性”的兩個特質:重復(reiteration)和引用 (citation),她在講到性別角色時就提出性別角色之所以被理所當然就是因為它一再被重復,而這種重復是建立在對于異性戀范式的引用,最后異性戀模式就被自然化。如此看來,關于家的歸屬感也是在長期的操演過程中生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在日常生活中重復某些文化實踐,而這種重復遵循的是某種文化中獲得廣泛認可的范式。貝爾也強調:“模仿是持續傳統的一種方式,目的是文化得到一代代的傳承,這是生存之道”(“Mimesis as Cultural Survival” 95)。具體到《同名人》,里面的印度裔美國人正是在操演某一文化的范式中獲得歸屬感或者企圖獲得一種認同感,這些范式尤其體現在飲食和典儀方面,而這兩者往往密不可分;更進一步說,第一代印度裔美國人操演的往往是來自母國印度的文化習俗,而第二代印度裔美國人則參與到兩種文化的操演中:一方面他們被父母要求參與到印度文化的操演中;另一方面他們又主動參與了對于主流美國文化的操演。

          “食物和家有著本質的聯系”(Katrak 270),對于家鄉食物的想念是由胃口決定的,但是與其說是思戀食物不如說思戀家和家園,這兩者密不可分。相比其他人,移民會更加無法割舍來自于他們母國的食物。難怪拉希莉關于移民生活日常的呈現往往從食物切入,在她的作品中有著很多圍繞著食物的細致描寫:從食物的外觀、 材質到口感、 氣味;從食物的購買、準備到烹調和食用;從餐桌禮儀、進食習俗到慶典上的食物,這些無一不納入她的表現的范疇?!锻恕愤@部小說讓人無法忘記的同樣也是其中關于食物意象的豐富的描寫:大米、雞、羊肉、鷹豆、咖喱角〔……〕這些南亞人理所當然的食物也滲透到了書中的印度裔美國人的生活中,尤其是果戈理一家人,無論是迎接新的生命,還是哀悼逝去的親人,食物都是見證者;它還隨時配合這家人的各種活動:聚會慶典時,食物品種繁多,數不勝數,平添熱鬧的氣氛;四口之家其樂融融時食物會涵蓋各自喜歡的食物,形只影單時就只有最基本的食物〔……〕食物也是角色,盡管它沉默不語,但是它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雖然它不是鮮活的生命,可是它卻成為生命的寄托。

          小說的開篇便是書中主人公果戈理的母親阿西瑪在廚房里的場景,當時她懷著果戈理,胃口不好,所以尤其渴望原汁原味的印地食物:對家的思戀從對食物的思戀開始,尤其是阿西瑪每次對家的回憶都會涉及到食物。當她在波士頓一家醫院里等待果戈理的到來時,雖然她躺在產床上經歷陣陣子宮收縮帶來的疼痛,但是精神上她卻回到了故鄉家中每日熟悉的場景,而這個場景又是從食物開始,“就是這個時候,廚房里傭人在倒熱氣騰騰的飯后茶,安排馬利餅干盤”(《同名人》7)①。盡管阿西瑪此時身處異國他鄉的醫院,在孤零零地一個人在等待孩子的到來,不過通過短暫地回到少女時代她最熟悉不過的在家的日常生活的片段,回到她每日要喝的飯后茶,要吃的點心,她找到了片刻的安慰。小說的主人公雖然是果戈理,但是對于他母親阿西瑪的刻畫也很多,尤其是阿西瑪和食物之間的聯系,因為日后果戈理也必須通過母親,通過母親做的印度食物進入到他身上流淌的血液里所屬的文化。按照批判家曼努爾(Anita Mannur)的說法:“這種關于食物的溫馨記憶的再造過程表達了一種企圖記住家的渴望,但是它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懷舊的思索;相反,這種被懷舊情緒包裹的敘述也可以被解讀成對于家園的記憶路徑和懷舊渴望的元批判,這種批判體現在個體和飲食實踐的糾葛關系上,它使得飲食偏好和飲食實踐打下了強烈的國家身份的色彩”(29),食物在某種程度上因此是一種歸家路徑,選擇某種食物就是選擇某種文化進行認同,并獲得歸屬感?!锻恕酚绕渫癸@了印度文化中一種最基本的也是最神圣的食物——大米。小說中的第一代印度移民對于母國的思念正是體現在他們對于印度大米的執著中。一方面,貝爾“把歸屬看作一種在操演中完成的扎根”,這“強調身份的完全建構是建立在復雜的文化過程上”;不過她并沒有因此否認對于文化傳統的繼承,她“同時承認譜系的力量,那是一種對于身份和具體行為的感覺,是人們表現他們的方式”(Culture and Performance 32)。在小說中,不僅第一代印度裔美國人喜食印度大米,他們還希望下一代能將這種習慣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何主人公果戈理在半歲的時候,父母為他舉辦了米慶儀式?!懊霞永瓔牒]有浸禮,沒有上帝眼中的命名儀式。他們生命中第一次正式的慶典,則是圍繞在進食固體食物一事上”,為此,母親阿西瑪給果戈理做了‘ 佩耶西’”,“一種溫熱的迷糊〔……〕那種迷糊,阿西瑪將會年年生日做給他吃;就算他長大成人后,也一樣會的”(45)。來自孟加拉的禮儀在美國上演,而禮儀實施的對象是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孟加拉裔印度美國移民,他吃下了母親做的印度食物,也由母親帶領進入到了另一個文化語境中。

          當果戈理的父親艾修克終于有能力買下一棟屬于他們自己的房子后,他們在美國有了自己的家,不過這個身在美國的家卻被用來操演來自印度的文化。小說中寫道,果戈理的家如何成為眾多有著相似背景的移民的聚會之地:“周日下午,他們互相串門。他們喝加糖加煉乳的茶,用平底鍋炸蝦片吃”(40);具有家鄉味道的食物給他們營造了一種熟悉感,他們還聚在一起,唱著印度歌,爭辯自己國家的政治問題或者電影內容〔……〕這是一段對于剛到美國不久的年輕的印度裔美國移民熱情洋溢的描寫,來自同樣的地方,吃著同樣的食物,聽著同樣的歌,有著同樣的關注,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活動無疑幫助他們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家園,無論這個國度的其他的事物是否陌生,至少在他們這個圈子里,一切都是熟悉的。貝爾曾經這樣分析過如何在操演中建立歸屬感:“通過身體行為,引用[ 范式] 發揮作用,這種借用能勾起對本不在場的地方的回憶或者再次關聯,而且通過這些行為記住那些不在場的地方;同時也創造出離散中的歸屬感”(“Performativity and Belonging” 3),這群年輕的孟加拉裔美國移民引用的是來自他們母國的文化范式,盡管他們不在場于自己的母國,但是對于母國文化的模仿,讓他們在異國他鄉建立自己的小小天地,這個空間他們享有集體記憶,并因此創造了一種共同性和集體身份,從而因此獲得歸屬感。

          02

          操演的陷阱

          對于范式的操演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建立歸屬感,但是單一文化范式的認同也給第一代印度裔美國移民帶來了困境:一方面,他們主動選擇離開印度來到美國;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能保留足夠的對于母國文化的操演來表示自己對于母國文化的忠心,這甚至變成了一種強迫性的操演,每年果戈里的父母會不辭辛勞帶著孩子回到孟加拉,無視孩子們水土不服,甚至家鄉的不安全因素。然而父母們這種對母國文化的執著并沒能打動自己的孩子,他們操演的是另一種文化。澳大利亞社會理論學家卡瓦(Rob Cover)提出:

          個體并不是簡單地屬于一個人群,個體也不是簡單地認同一個人群,然后開始操演那個人群的身份。更準確地說,歸屬感是在那些身份的操演中產生,這包括長時間的認同和依附,以一種永遠在進行中,永遠無法做到完全連貫或者固定的方式進行。這就是說,我們對于周遭的認同是復雜的,而不是總是一樣的,這種認同通過歸屬的操演方式得以獲得。因此,個體不是因為擁有哪個國家的身份就屬于那個國家的人群;而是通過認同那個國家的群體產生國民性和相互的認同感。(67)

          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印度裔移民并沒有理所當然地就把自己劃入父母所屬的文化群體,阿西瑪和艾修克日常的食物操演只是幫助他們自己維系和母國的關系,他們那兩個出生在美國的孩子胃口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父母的故鄉加爾各答旅行時:“背著人的時候,他們不時流露出對漢堡包或一片香腸比薩或一杯冷牛奶難忍的渴望”(95)。和父母相比,他們的認同過程更為復雜:盡管他們被父母要求加入到對于印度文化的日常操演中,但是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經歷又不可避免地讓他們會對美國的文化產生認同感。成年后的果戈理曾一度還希望通過操演美國白人中上層階級的飲食文化融入到他更為向往的生活中去。在結交白人女友麥可欣后,他被她帶入了一個白人中上層社會圈,麥可欣和她父母輕松閑適,同時又高雅有趣的生活態度吸引了果戈理,他甚至大大減少了和父母的聯系,而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麥克欣家里,他欣賞關于她們的一切,他尤其觀察到了麥克欣一家和他自己一家在飲食活動方面的差異。果戈理發現,雖然兩種飲食文化都在追求一種儀式感,但是麥可欣父母晚宴的儀式感在于其隆重性,主人們時時刻刻記住自己的身份,主持晚宴,引導話題,控制場面;一切都是彬彬有禮,有序有理地進行的,來賓也都是溫文爾雅,學識淵博,令人向往,也讓人敬畏。

          果戈理所熟悉的父母所舉辦的晚宴也有一種儀式感,但強調的是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所有人無論大人孩子都能參與進來的大家庭,正是因為是一家人,所以彼此不拘小節,坐姿隨意,餐具選擇以求方便,上菜也沒有章法。盡管果戈理在形容自己家的晚宴時用的詞是“歡樂熱鬧、無拘無束”,形容麥可欣家晚宴時用的詞是自己只是“拉特利夫家的世界受歡迎的附加之人,而所能做的僅止于默坐敬陪”(95),他在那個時候寧愿做麥可欣家的邊緣人,也不做自己家的主人。他力圖通過坐在麥可欣家飯桌一角進入到白人主流社會,他參與操演的是麥可欣所代表的白人中上層社會的飲食活動。果戈理當時沒有覺得有何不妥,即使是當麥可欣的母親莉迪亞最初以為他是意大利人,以為印度像威尼斯;還有當莉迪亞的朋友問他何時來到美國,當莉迪亞甚至不確定他是否出生在美國,他絲毫沒有覺得不對勁。他看似在但是又不在,因為他不會是話題的中心,也沒有人對他的過去和現在真正感興趣。此時,果戈理的態度和他最初對自己名字的態度一樣,上大學前他改名為“尼基爾”,他希望掩蓋自己的出身,或者他希望能偽裝成他想成為的人;其實在此他模仿的范式是美國主流文化的身份范式,白人中產階級身份;從名字開始,他想去掉自己不認同的文化的痕跡,讓他能夠不露痕跡地進入另一個他認同的文化。和白人女孩麥可欣的交往一度讓他產生了一種幻象,他以為他偽裝成功,成功滲透了進了她們家的小圈子,通過操演屬于這個圈子的文化實踐。

          可殘酷的現實很快把把果戈理拉回到他原來所屬的文化。盡管那時他正在和麥可欣一家人在與世隔絕的山村里度假,在這里,他度過了他27 歲的生日,人們為他干杯,為“尼基爾”干杯, “在如此離塵出世的荒野之地,他是完全自由的”(179),但是這種自由短暫得如此不真實,因為很快他必須回到讓他痛苦的現實世界,去面對父親冰冷的軀體,而對于父親的哀悼正是在習俗的操演中進行,這原本是他想要逃避的文化。艾修克有一次得到邀請要去外地一所大學講學一段時間,這次妻子阿西瑪沒有隨行,一家人都沒有想到短暫的分離竟然是永久的分離:艾修克在外突發心臟病離世。食物依舊出現在他們生活中的最重要時刻,和平日里極盡豐富的食物不同,在父親去世后,一家人要食齋飯:“他父親過世后的十天里,果戈理,他母親和索尼婭用齋飯,不碰魚肉葷腥。他們只進食米飯、豆子和蔬菜,做得極清淡”(204)。以前母親總是費盡心思為孩子們準備食物,可他們卻不一定領情,在拒絕母親準備的印度食物時他們也在拒絕納入母親所屬的文化;可這一次齋飯卻將他們緊密相連,這是年少的果戈理原來所不能理解的,在祖父母去世后,他還在學校吃了漢堡包,他覺得“齋飯讓他倒胃口,遵從這種他的朋友熟人都不懂的儀式令他厭煩”(204),這一次,“唯有在用齋飯的時候,他們的哀痛才會減輕一些;不過盤子內少了某些規定不能碰的食物,又使他們聯想起已經故去的人”(204)。無論果戈理是否情愿,這一次他必須和母親還有妹妹一起加入到這個為了哀悼父親的離去而進行的食物儀式中,而且在操演中他獲得了歸屬感,盡管這種歸屬感是建立在一個最親近的人的缺失的基礎之上,果戈理從未想過會以這樣的方式來深切感受到他和母親還有父親原來是屬于同一種文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讓他再也無法回到麥可欣那個讓曾經讓他覺得輕盈,讓他可以覺得擺脫強加在他身上的那一切文化負擔的另一個世界。拉希莉在小說中向我們展示了文化范式操演的復雜性:在日積月累的日常生活的范式操演中,人們的確能獲得一種對于主流文化范式的歸屬感,但是不假思索地對于文化范式的操演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對人的束縛,機械地操演帶來的認同感或許是虛幻的。小說中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移民都經歷了變化,他們不再拘泥于對于單一文化的操演,而是游走在不同文化之間,在多層次的文化維度中獲得歸屬感。

          03

          建構中的歸屬感

          當巴特勒強調操演性的重復和引用,她想要揭露的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范式尤其是強制的異性戀的范式讓人們不得不遵從,操演是一種權力施壓下的無奈的生存之舉,但是她因而也留下了突破口。如果性別角色甚至性別都是操演的結果,那就意味著沒有所謂天生的性別或者性別角色,這些都是在文化中被建構的,操演性指向的是建構性:

          并不存在性別想要表達或是外在化的某種“內核”;也沒有性別想要達到的某個客觀的理想。因為性別不是一個事實,性別的各種實踐創造了性別的概念;沒有這些實踐就根本沒有性別。性別,因此是一個建構,習慣性地隱藏它的源起;集體也心照不宣地操演、生產和維系性別的差異性,這種生產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人們忽略了性別的差異是文化建構的;更何況拒絕認同性別身份就會遭致懲罰;建構‘逼迫’我們相信它的必要性和自然性。(Gender Trouble 177)

          這就意味著沒有所謂與生俱來的身份,身份都是在社會中不斷建構而成。同樣,“沒有人簡單地或者在本體論上就‘ 屬于’ 這個世界或者這個世界的任何組織。歸屬感是在多重抽象的層面上獲得的”(Bell, “Performativity and Belonging” 3),這說明,歸屬感和家園感也是在建構中。雖然操演表現為一種重復性,但是絕對的重復性又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次重復都有可能是一次偏離,或者是追求完全吻合的一次延宕,這就產生了縫隙,原本對于某一種文化的認同會意味著排斥另一種文化的滲透,而縫隙的存在使得異質文化的滲透成為可能,家園也不可能密不透風。那么重復總是雜糅了其他成分的重復。

          操演性依賴重復性和對范式的引用,對于移民而言,重復母國的文化習俗會給即使身在異國他鄉的他們建構一種歸屬感;但是這種歸屬感卻又不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歸屬感,因為無論他們怎么試圖重復和模仿源自于母國的一切文化習俗,不在地的經歷總是會影響這種重復和模仿的純粹性,更何況還有來自移民國家文化的無形滲透。果戈理一生都會記得自己孩提時代一個單一而重復的景象:那就是大人和小孩聚在一起,孩子們在地下室玩耍,大人們則一邊吃著東西,一邊用孩子之間不會用的孟加拉語聊天。孩子們有時候會吃印度菜,有時候會叫披薩或者中國餐的外賣,這就意味著飲食和身份的關系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簡單,它不能被想象成“具有差異性的、穩固的和連續的永恒不變的國家內核的外在表現”(Mannur 29), 因為飲食作為通向國民身份的路徑并不具有一種純粹性,它會包容不同成分的存在,這樣一來多元化的飲食指向的多元化的身份。即使是那些大人們在吃著印度食品,唱著印度歌時,一方面,他們是在利用母國的文化在異國他鄉建立自己的小小天地;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忘記他們身在美國的事實,因為他們聚會的內容有時還包括對于美國政治的討論,這說明他們的天地并不是封閉的,在不知不覺中,他們還參與到了一個新的家園,一個混雜空間的建構。

          小說中對于果戈理一家人在文化操演方面的表現最為生動的描寫當屬下面一段:他們在感恩節學著烤火雞,“盡管抹的是蒜、茴香和辣椒粉;到十二月,他們把門上訂一只花環;他們給雪人圍羊毛圍巾;到復活節,他們把煮熟的蛋涂成紫色和粉色,藏得屋里到處都是。為了果戈理和索尼婭,他們越來越大張旗鼓地慶?;降恼Q辰了;比起敬拜女神杜伽和薩拉斯瓦蒂來,這個日子孩子們盼望得多了。為了方便起見,普耶節儀式一年集中安排在兩個星期六〔……〕”(73)沒有比節日慶典更加具有文化內涵的了,但是此處的描寫顯示艾修克和家人在意的并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他們“借用”美國的節日,選取最明顯的節日要素來凸顯他們慶祝美國節日的事實,但是不知不覺中又加入了印度文化中的一些習慣,比如烹調中加的香料和雪人上的羊毛圍巾;在慶祝印度文化中的節日時,也是更注重形式,形式的完成能夠直接減少他們內心的負罪感,讓他們認為自己堅守了印度文化……這段描寫尤其揭示了種族身份的建構性,事實是:“有些文化實踐被神圣化和自然化為一個族裔身份的‘ 典型表現’;它們被當作是產生于那個身份,而不是對于那個身份的操演”(Fortier 42),這意味著族裔身份并不是與生俱來,它同樣是不斷操演的產物。果戈理一家就是在文化操演中企圖明確自己的身份,獲得一種歸屬感。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他們是在遵循多元文化范式,他們一直在不同的文化之間進行協商,最終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因此他們的歸屬感是多層面上的,而不是單一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能夠自在于每一種文化。

          傳統的家園感和根植性掛鉤,那就是家園必須扎根于一處地方,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人員流動日趨頻繁,生存范式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固定和扎根指的是我們從世界退到某處再去審視世界的那種經歷;而流動和旅行在當今世界更被當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Fortier 41),這正是《同名人》小說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狀態。對他們而言,流動和旅行是現實生活的常態,而不是固定一處。艾修克和阿西瑪每年都去加爾各答度假一解他們思鄉之苦;年輕的一代更是有在不同國家游歷的經歷。當人們更加熟悉的是線路(routes)而不是根(roots), 他們的身份也總是在不同地點不斷往返的過程中建構,而無法再扎根于一處。著名美國全球化研究專家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提出:“〔……〕當今的世界出發地點和到達地點都在文化交融中,所以希望通過追求穩定的參考點來做出生活中的選擇會變得特別困難。正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傳統的東西(無論是種族、宗族還有其他的身份標簽)都變得沒那么牢固,對于確定性的追求通常都會因為跨國交流的流動性遭到阻難”(4),拉希莉在《同名人》里正是挑戰了傳統對家的看法,家不再根植于一處,而是四處都可以為家。

          盡管《同名人》這部小說凸出的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在身份認同方面的差異以及第二代移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困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拉希莉并沒有因此建立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模式,那就是第一代移民一定就眷戀母國文化,拒絕接受新的文化,而第二代移民則反感父母所屬的舊國文化,擁抱移民文化,在她的筆下,兩代人都經歷了變化,都重新開始思考家的涵義。其中最有顛覆性的身份的變化居然發生在原本最不可能發生變化的人身上:阿西瑪。當初她因為包辦婚姻嫁給丈夫艾修克來到美國,這次的移動并非她主動的選擇,小說寫道,“她惦念印度的日子惦念了三十三年”(317);可殊不知她在美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的操演已經讓她同樣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另一種層面上的歸屬感,這就是為何在她可以決定離開時,她竟然產生了不舍,因為她知道她會開始惦念她曾經工作過的圖書館以及她的同事;“她會想念駕車〔……〕她丈夫以前上班的工程系大樓”;甚至“她會想念這個國家”(317)。阿西瑪的變化表明拉希莉對于單一族裔身份的質疑,因為“要獲得真正的族裔身份就不止要涉及到個體和母國的關系,還要允許一個新的美國主體的建構”(Bhalla 108),在長達33 年在美國居住的期間,阿西瑪其實在不知不覺中也建立了一個新的文化身份。不過不同于果戈理企圖將美國文化身份凌駕于印度文化身份之上,阿西瑪卻是承認這兩種身份的并存。在丈夫離世后,阿西瑪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回到加爾各答,遠離波士頓這個傷心,可是阿西瑪顯然對家有了新的認識,她做了一個更令人吃驚的決定:賣掉她和艾修克在波士頓的房子,以后的時間一半在美國,一半在印度渡過。她曾經在電話簿上整理孩子們的電話號碼時吃驚于孩子們所待的地方,她以為自己和“到處流浪的孩子們”不同,以為她更喜歡穩定的生活,未想到臨到老了,她會漂泊在兩個大陸之間,不同的家園之間,而這一切是她自己的選擇,小說寫道:“這正應驗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是無限無極的女子,沒有自己的家,處處可居,又無處可留”(拉希莉 314)??磥?,阿西瑪在家園的選擇上并沒有非此即彼,而是把兩個留下她和丈夫印記的地方當作家;又或者哪里都不是她的家;哪里又都可以是她的家,當她隨時進入角色,操演起屬于一種文化的日常實踐,她隨時可以獲得歸屬感。

          正如“外婆為果戈理挑選的大名,那封信永遠地在印度和美國之間不知什么地方游蕩著”(64),小說中的每個人也處在各種文化的中間地段,與其說他們歸屬于美國,或者印度,不如說他們歸屬于家與家之間,這種狀態就是阿西瑪的名字的涵義“無限無極〔……〕沒有自己的家,處處可居,又無處可留”。在此拉希莉挑戰了對家的本質主義的解讀,沒有所謂純粹的家,單一的家,在中間的狀態可以被理解為漂泊的無根的狀態,但是在中間的狀態也可以是自由的狀態,隨時出發,隨時扎根;拉希莉尤其突出人們的跨國經歷,她敏銳地觀察到在全球流動日益頻繁的當下,流動逐漸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常態,人們的身體不在扎根于一處,而是在不同的空間游走、探索和體現,這意味著“文化身份在移動中既被去地域化又被再地域化”(Fortier 42),在多重路徑中,原來的文化之根會在其它地方落地,四處滲透,又沒有隔斷和原來的關聯。書中的主要人物對家的看法都在經歷改變:艾修克和阿西瑪逐漸認識到美國也是他們的家,而果戈理和索妮婭則意識到他們永遠無法割裂和印度的紐帶,這意味著家園感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內核;歸屬感則是身體在日常生活中對于文化范式的操演中生成;家一直處在建構之中。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