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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黎紫書的南方書寫與南洋意象
          來源:文藝報 | 王璇  2021年08月20日08:58
          關鍵詞:南洋 黎紫書

          黎紫書是馬來西亞當代作家,她對馬來西亞的書寫透露出“墮落的南方”這一文學主題,與中國作家蘇童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不過,黎紫書作為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其所構建的馬來西亞文學空間又與蘇童的江南有一定的不同。

          死亡書寫與文化空間

          在蘇童的小說中,死亡與江南空間往往聯系在一起。如《罌粟之家》中主人公皆死于楓楊樹鄉,《米》中的五龍死在去往楓楊樹的車上,《城北地帶》則在香椿樹街展現了死亡場景。黎紫書則更進一步,在死亡書寫中寄寓了更多的象征意義,中國文化與馬來西亞文化的融合與轉換,使得南洋空間被賦予了更多文化特質。

          《國北邊陲》講述了主人公家族自遷居南洋,就背負30歲夭亡的詛咒,于是尋找能夠破除詛咒的龍舌莧便成為貫穿家族世代的主題。男性的早夭看似是水土不服的“詛咒”,卻是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生存寓言?!拔摇痹趯ふ引埳嗲{的途中,發現父輩對南洋的認識存在偏差,手記中出現的“奇獸”究竟是中國的神獸還是南洋的馬來貘,不得而知。父輩反復尋找的龍舌莧,并不只是破除詛咒的良藥,更是家族的秘傳圖騰、文化之根。家族遷居南洋后代代相傳的夜夢之病,是中國人離散經驗所造成的文化夢魘。當子孫的中國文化印記淡化,曾祖便立下尋找龍舌莧的家族傳統,實則督促后代對家族文化之根進行探尋和堅守。而“我”在尋找龍舌莧途中生命的流失,則象征著文化固守將帶來死亡。

          由此,《國北邊陲》探討的文化問題呼之欲出——華人在文化層面的離散經驗中應做怎樣的轉化與融合?在小說的最后,“我”找到兄長觀鴻,發現他改換姓名(漢姆沙),改信阿拉,子嗣眾多。漢姆沙雖是漢人所生,長大后卻靠販賣馬來草藥東卡阿里謀生。東卡阿里象征馬來在地性,對應著龍舌莧所蘊含的中華傳統。本應帶來生機的龍舌莧/中華神草,卻帶來家族的死亡衰??;而馬來神藥東卡阿里卻能起死回生,讓家族子嗣綿延。類似的象征還有烏龜這一意象,主人公豢養的烏龜與龍舌莧相融,一躍成為神獸玄武,卻“青銅已銹,殼背生苔,只有一抹眼神新鮮潤濕,悲情如昨”。烏龜與龍舌莧一樣,在馬來西亞遭遇水土不服,固守只會導致衰敗和死亡。而擁抱馬來當地文化(東卡阿里)、與之相融才能使文化煥發生機,這便是《國北邊陲》中死亡所蘊含的精神秘符。

          擁抱在地文化,才能讓原來的文化傳統煥發生機?!镀呷帐尺z》也有相似的主題呈現。希斯德里看似是中國的神獸,以地方志略為食,但它又是老祖宗在馬來西亞豢養的寵物,因而具有馬來西亞的在地特征。老祖宗深諳傳統,希冀怪獸與傳記永存,即對華人傳統的堅守。而希斯德里是華族文化與馬來在地文化交融的“一塊活動殖民地”。希斯德里將老祖宗吞噬后消失,象征老祖宗的后代與其融為一體:帶著華人記憶的寵物獸終將與馬來西亞在地文化相融,使文化得以延續。

          《七日食遺》與《國北邊陲》一樣,其死亡書寫展示了華人文化與馬來在地文化的對立與消解。華人離散海外,在堅守原有文化傳統的同時,必然受到當地文化的沖擊。老祖宗對中、英、馬來語信手拈來,而后代更熟稔馬來文化。當馬來西亞成為故鄉,文化融合便成為必然選擇。于是,死亡與生存被賦予更多文化向度的意義——中華文化與南洋文化的轉換與融合。

          空間書寫與南洋空間

          在黎紫書的南方書寫中,很難看到如蘇童小說中的楓楊樹鄉、香椿樹街等具有明確地方特質的空間。蘇童有意將楓楊樹鄉、香椿樹街塑造成具有普遍性的江南空間的代表。如他所說,“在南方,有許多這樣的街道,狹窄、骯臟、有著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所以我要說的也許不是故事而是某種南方的生活”。而黎紫書的南洋空間則刻意回避了任何與具體的、具有普遍性特質的南洋地景相連的可能,以此打破讀者的期待視野。不過,在其小說中仍能找到五月花旅館這一反復出現的地理空間與無意間透出的南洋底色。

          五月花旅館是展演黎紫書死亡故事的最佳場所。在這里,媾合、未婚先孕、迷情、墮胎等秘事反復上演,使得五月花旅館成為其筆下南方空間的一種象征。旅館空間本身具備流動、不穩定的特質,身處其中的人們也具有流動性(無論是物理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在《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在旅館中與葉望生媾合,最后離去;《未完·待續》中的“你”四處游蕩,一路上反復出現五月花;《推開閣樓之窗》中的小愛希望男人能帶她離開五月花……這些故事更賦予旅館空間以流動、離散的意義。但與蘇童筆下那些希望逃離江南的人物不同,黎紫書筆下的人物并非要逃離南洋,無法給旅客以精神歸屬的五月花旅館與南洋一樣,無法給予離散的主人公以精神家園。雖然黎紫書辯白“有人覺得‘五月花’是韶子作品的‘五月花現象’……有人覺得只是歪打正著”,但毋庸置疑的是,黎紫書的敘事中依然透露出明顯的南洋特性。

          除了五月花旅館,橡膠、雨、夢境等意象也是黎紫書南洋書寫的重要因素。雖然黎紫書十分警惕對南洋空間的有意建構,亦無意糾纏于國族寓言,但在無意之中,橡膠林、橡膠廠、膠工、收膠杯等具有南洋特色的意象與濡濕的夢魘、連綿的雨季都成為故事的底色?!稛o雨的鄉鎮·獨角戲》中黏稠液態的高溫,《未完·待續》中雨季與雷鳴作為背景交響樂,《蛆魘》中主人公夢中被拽到水底,《贅》中迷戀被水裹住的靜芳……雨季未完,夢魘加身,綺夢雜交,展現了一幅奇幻、瑰麗的南洋景象。

          因而黎紫書的南方書寫以橡膠、雨季、夢魘為背景色,以五月花旅館為典型地景,構筑了云譎波詭的南洋空間,并非完全無意為之。與蘇童筆下反復出現的江南地景空間相比,黎紫書以視覺、聲音等構建了南洋空間。五月花旅館的流動屬性象征著華人離散至馬來西亞時普遍存在的漂泊狀態,從而以空間書寫賦予了文化/精神內核。從漂泊到融合,是華人在南洋的文化追尋過程。

          南方書寫的更多可能

          黎紫書曾直言其創作受到蘇童的影響,尤其早期作品中蘇童的影子十分明顯。臺灣師范大學石曉楓教授也曾談到黎紫書的《某個平常的四月天》與蘇童《乘滑輪車遠去》情節相似的情況,《推開閣樓之窗》《把她寫進小說里》等作品亦頗有蘇童的影子,同時其作品也借鑒了莫言與先鋒派的種種寫法。很顯然,由于對蘇童等中國當代作家的模仿、借鑒,黎紫書早期作品中的南洋空間與蘇童的江南空間呈現出某種相似性。即使后來黎紫書有意擺脫這一框架,但《蛆魘》等作品仍可見蘇童作品的創作元素。同時,江南與南洋的地理、氣候的相似性也為兩人的南方書寫提供了相似的底色。

          但畢竟時空各異,黎紫書的南洋書寫有其作為馬來西亞作家的獨特意涵。與之前的馬華作家幾乎完全不同,黎紫書對南洋空間書寫與國族議題是有意回避的,這似乎導致其作品中的馬來西亞空間失去了典型特征。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黎紫書小說中的異國情調與其馬華作家的身份,已經足夠吸引眼球。尤其在其早期的參賽作品中,黎紫書熟稔評委與讀者的期待視野,將非典型的馬來文化元素、異國情調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手法融于一體,成為她最突出的表征。雖然她在作品中較少出現典型的馬來意象,更不像她的前輩一樣對馬來西亞的景觀與食物念茲在茲,但其作品依然以南洋意象的累積、書寫南洋故事的實踐而形塑了一種與黃錦樹等人不同的非典型的南洋空間。雖然在作品中未必點明空間地景,但對中國讀者來說,潮濕、墮落、奇幻的空間已經構成了相當程度上的南洋情調。

          黎紫書的空間書寫更多指向了南洋在地文化的特性?!稛熁竟潯分械男蛟隈R來西亞無法反叛作為華校校長的父親,逃到愛丁堡則與會說家鄉話的喬心意相通,空間的變幻隱喻了人物身份的轉變。笑津的父親是傳統的固守者,而在笑津身上展現出離散的華裔族群所面臨的文化齟齬。喬則是笑津擁抱在地文化的引領者,促使其將兩種文化進行融合與轉化??臻g的轉變也凸顯了南洋相對于中華的“異”,馬來西亞的笑津與愛丁堡的喬、《桃花源記》和《古蘭經》的交雜,意指文化身份的切換。

          因而黎紫書構筑的南洋空間是中華文化與在地文化轉換、融合的文化空間。她所書寫的馬來西亞充斥文化、情感沖突,乃至多變個性。雖然她的南方書寫與蘇童具有相似性,但作為南國的馬來西亞畢竟與中國原鄉不同,致使其構建的南洋空間具有漂泊、流動的特性,中國成為歷史經驗,影響著作家對馬來西亞乃至自身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