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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冠為時代背景的文學——2020年意大利文學綜論
          來源:《外國文學動態研究》 | 陳綺  2021年08月18日07:58
          關鍵詞:意大利文學

          內容提要 2020年,以新冠疫情為時代特征的意大利,尚未產生具有代表性的新冠文學作品,觀察和零碎記錄為主,日記和隨筆居多。小說以消遣性、回歸性為特征,對家庭、歷史、生活、場所的觀照成為主要關注點;文化愛國主義得以有意識的張揚;但疫情的破壞性所引發的悲觀情緒激發了暮色文學論調的出現,與樂觀主義的希望文學形成鮮明對比。

          關鍵詞 意大利年度文學研究 新冠文學 消遣性 回歸性 文化愛國主義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對意大利國家衛生系統和公共管理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戰,也給國民精神和思想帶來巨大沖擊,新冠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特征。這一年的意大利文學創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展開。近距離觀察新冠時代的意大利文學,既是對這一特殊年份的記錄和存檔,也為通過他國文學反觀我國文學面對罕見的同一語境所表現出來的特點研究提供了參照。

          一、疫情下的疾病與災難書寫

          雖處在新冠時代,各類媒體每天充斥著對國內外新冠的報道,意外的是,真正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與新冠有關的文學作品并未出現。作家們主要以記錄和觀察為主,日記和隨筆成為常見的寫作形式。

          隨著疫情在意大利全面爆發,意大利作家聯盟組織了一次活動,邀請全世界的作家書寫疫情日記(Diario in Corona Virus),發表在意大利作家聯盟的網站上。從3月16日開始,持續13周,共有九百多位作家參與,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知名作家,甚至如馬拉伊尼(Dacia Maraini)這樣的前輩,以及國際諸多作家、詩人和學者,我國的作家邱華棟和筆者也受邀參與了寫作。意大利作家聯盟表示,意大利作家盡管沒有解決疫情的實際辦法,但至少可以重新考慮和質疑他們的西方社會。來自全世界的疫情日記,有的是對現狀的忠實記錄,有的是思想的闡發和反思,都將成為新冠時代珍貴的史料。

          以個人名義出版疫情隨筆集的有《質數的孤獨》的作者保羅·喬爾達諾(Paolo Giordano),他寫作的《新冠時代的我們》(Nel contagio)對新冠的蔓延和意大利人的行為觀念進行了反思,認為行動上的延遲與思想上的偏見是造成悲劇的主要原因。他也表達了擔憂,即當疫情結束時,人類所熟知的一切都將化為烏有,而實質上什么都沒有改變。

          2020年,以新冠為主題的小說十分少見。更多的時候,是作家在作品中含蓄影射新冠疫情。洛雷達娜·利佩里尼(Loredana Lipperini)的《夜幕降臨》(La notte si avvicina),2016年動筆,恰在2020年出版,頗有意味。該書以2008年經濟危機下的流行病為背景。隨著瘟疫的蔓延,村莊淪為地獄,充滿不安、恐懼、憤怒,罪惡在疾病中體現。早期的疏忽大意和人與人之間的漠不關心,是這場瘟疫爆發的原因。該書對新冠的蔓延也不乏啟示。小說以同心故事結構、哥特式的氛圍和近乎幻想的語言風格而廣受評論界稱道。

          也有作品通過講述與疾病抗爭的故事襯托疫情中的人生百態。帕特里齊婭·布薩卡(Patrizia Busacca)的《哥特式的母親》(Madri gotiche)講述了女人與疾病所進行的斗爭、與不公和沉默的對抗。作家以理性但充滿感情的方式探討了一系列主題:疾病、愛情,母女矛盾,以及由疾病引發的社會歧視等等,略帶諷刺意味的悲劇讓人不時聯想到新冠感染給人帶來的災難?!洞蟠蟮奈摇罚↖l grande me)是安娜·朱里科維奇·達托(Anna Giurickovic Dato)的處女作。西莫內病入膏肓,回到闊別多年的米蘭,和他的三個孩子相聚,想用剩下的時間來彌補過去的錯誤,并向孩子們坦露了多年前的秘密。對女兒卡拉來說,這是解鎖痛苦回憶的開始,但也是和父親最后的相處機會。作家用直接而緊迫的散文筆法描述了卡帕切一家的痛苦和絕望,描述了普通人與絕癥作斗爭的真實細節。除此之外,評論還關注作家理性與感性交織的自我剖析方式和高超的對話技巧。達尼埃萊·門卡雷利(Daniele Mencarelli)的《人人都要求拯救》(Tutto chiede salvezza),回顧了自己精神失控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TSO治療,和室友一起度過一周強制禁閉的往事。學界認為,他將詩詞的密度和可塑性融入小說,掃視了精神疾病的黑暗和社會邊緣的痛苦與不安。小說用一種嚴酷、簡單的風格敘事,傳達出對他人苦難的深切同情。

          有幾部作品雖不涉及新冠,但對人類脆弱而孤獨的整體狀態的描繪,形成了與新冠語境的共振。斯特凡諾·科爾貝塔(Stefano Corbetta)的《沉默的形狀》(La forma del silenzio)是對孤獨進行觀照的小說,講述的是先天耳聾的萊奧在被送到米蘭特殊學校以后十九年的人生。沉默成為一種聲音,訴說了人間最深層次的冷漠與孤獨,提醒我們社會仍缺乏包容,暗示了人與人之間普遍的溝通障礙。這是科爾貝塔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安東尼·卡魯阿納(Anthony Caruana)的《不透明的輪廓》(Contorni opachi)始于一個神秘的電話,講述奧古斯托和兩個女人的愛,構建了一個不和諧的家庭畫面,展示了人物最原始和最不安的內心圖景,在激情和矛盾中,揭示出人類的孤獨、破碎和仇恨,對當前意大利社會的分裂和自私有警示意義。羅伯托·米基利(Roberto Michilli)的《冰海的誘惑》(La sirena dei mari freddi)以嫻熟的敘事架構,講述一個抑郁的女子和一位神秘老教授相遇的故事,在強烈的心理色彩中,展現了人微妙的情感,表現了社會環境對異類的排斥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這正是人們需要警覺的現狀。老作家對文字有獨到的把控力,書中翻譯大量外國經典作家的文字堪稱精品。

          新冠疫情的蔓延讓意大利人對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命運的無常產生了共鳴。加布里埃萊·佩杜拉(Gabriele Pedullà)的短篇小說集《幸運餅》(Biscotti della fortuna)以隨機和虛幻為基調。在這樣的敘事策略下,作家精心安排了八個故事,在多重隱喻中呈現人類命運的不可控和世界的紊亂。佩杜拉擅長扭轉故事的焦點,展開長長的鋪墊,謎底和主旨在最后才慢慢揭示。這部小說非常巧妙地應和了意大利當時的國民情緒,受到諸多關注。

          在疫情逐漸惡化的形勢下,意大利實行了居家隔離政策,文學的消遣功能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反映出居家隔離特有的閱讀和寫作旨趣。在所有的文學門類中,懸疑類作品最受歡迎,優秀的作品大量出現,形成井噴之勢。

          《里卡爾迪諾》(Riccardino)是老作家安德烈·卡米雷利(Andrea Camilleri)的遺作,是他塑造的偵探蒙塔爾巴諾處理的最后一個案件,講述的是里卡爾迪諾的兇殺案,依然和黑手黨、教會、毒品相關,但主題指向了回歸家庭。作家從1994年開始創作蒙塔爾巴諾偵探系列小說,獲得巨大成功,并使西西里成為一種生活哲學的象征,對于西西里來說,卡米雷利已經是西西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安東尼奧·曼齊尼(Antonio Manzini)是卡米雷利的學生,2016年開始創作羅科系列,塑造了意大利最成功的警察形象之一?!稅矍榘矍椤罚ˋh l'amore l'amore)是他“廢柴”警察系列的新作。警察羅科受傷住院接受腎切除手術,院內有病人因手術中輸血失誤而死,感覺蹊蹺的他帶著病友一起展開了調查。小說充滿微妙的幽默感,敘事流暢。朱塞佩·阿洛埃(Giuseppe Aloe)的《給哈根巴赫妻子的信》(Lettere alla moglie di Hagenbach)中,國際知名犯罪學家弗萊舍曼患有初發性阿爾茲海默癥,在一起命案中得知著名作家哈根巴赫失蹤的消息,哈根巴赫寫給妻子朵拉的信成為重要線索。他開始醉心尋找作家的蹤跡,也在尋找自己。這是阿洛埃的第六部小說,他的《欲望的邏輯》(La logica del desiderio)曾入圍2012年斯特雷加獎,而這次的作品,雖說是黑色心理小說,卻也體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甜蜜風格。毛里齊奧·蓬蒂切洛(Maurizio Ponticello)的《馬爾蒂婭·巴西萊的真實故事》(La vera storia di Martia Basile)靈感來自有關巴西萊的真實事件。巴西萊是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代的女性典型,也是女性抗爭至死的偉大象征,她的故事打破了女人有原罪的傳統規訓。小說既敘述了她痛苦而令人窒息的生活,也表現了她不惜一切掌握自己命運的堅強和驕傲。西班牙統治時期的那不勒斯王國是小說的另一主角,它的所有矛盾、傳統、信仰和苦難都交織在一起。古代方言的使用賦予了作品以獨特的韻律感。

          安德烈·卡米雷利與《里卡爾迪諾》,圖片源自Yandex

          二、回歸的文學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意大利社會一度陷入混亂,伴隨著醫療擠兌,死亡人數攀升,經濟停擺,原本紛爭不斷的意大利政府內部不得不將注意力轉向疫情的防控。疫情成為意大利大部分人唯一的關注,所有的浮華都變得無意義,人們被迫放慢腳步,開始重新關注過去不曾關注的,重新開始珍惜過去忽略很久的東西,體現在文學上則表現為回歸性:回歸家庭,回歸歷史,回歸生活本身。

          1.回歸家庭的作品

          莉薩·金斯伯格(Lisa Ginzburg)的《親愛的和平》(Cara pace)是一部女性成長小說,而這個成長是從家庭破裂中開啟的。兩姐妹的童年和青春期在被遺棄的痛苦和空虛中度過,從巴黎到紐約再回到羅馬,她們努力成長,用盡全力填補兒時的缺憾,并慢慢學會保護自己和保護別人。作家試圖表達,在家里卸下防衛的盔甲是一種自由的姿態,可以給人新的認識和充分的和平。評論界認為這是一部“發光”的小說,作家一路穿過情感迷霧,深入家庭中,辨析很難分清對錯的緊張關系,沒有隱藏孤獨和悲傷,卻有平和的美感。但也有批評指出,小說不過是描述了遠離普通人的中上層社會的無病呻吟。作品之所以一出版就受到文壇和學界的強烈關注,部分原因在于作家家族的光環。達尼埃萊·彼得魯喬利(Daniele Petruccioli)的《母親們的家》(La casa delle madri)探索了失衡的家庭關系中蘊含的微妙平衡。母親是一個富有和勇敢的女權主義者,生下的雙胞胎中埃內斯托有先天性疾病,而另一個孩子埃利亞從小背負父母無意中強加的責任,最終導致了悲劇。作家以精致迷人的語言講述著痛苦而漫長的成長過程,那個房子里的愛、焦慮、歸屬、逃避和死亡,促使那些意識到親子關系困難的人誠實地面對自身的問題。近年來意大利文壇很少關注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家庭,2020年卻接連出現這一主題的作品,可以說是彌補了這一遺憾。

          達尼埃萊·彼得魯喬利與《母親們的家》,圖片源自Yandex

          多娜泰拉·迪彼得蘭托尼奧(Donatella Di Pietrantonio)的《南城》(Borgo Sud)是一部廣受關注的小說,某種程度上因為這是她《歸來》(L’armminuta,2017)的續集,盡管情節有些不一致。作品以意大利南部傳統的漁港為背景,聚焦母女關系,講述被遺棄的兩姐妹截然不同的人生。阿德里安娜被塑造得非常成功,她野蠻、粗糙、自私,滿口謊言,對自己的孩子充滿愛,以自己的方式靠近家人。作家以溫暖而淺吟低唱的情感,寫出了一部緊張而親密的小說。評論界對其褒貶不一,有的認為敘事水準不如前一部,情緒也不如前一部飽滿。另一位女作家韋羅妮卡·加萊塔(Veronica Galletta)的處女作《諾曼群島》(Le isole di Norman)書寫年輕女孩埃萊娜試圖通過重游諾曼群島以重組離家出走的母親的過去,這不可避免地將重現她的童年創傷,但也因此讓她卸下因為遺忘而導致的負疚感和缺憾感,重拾生命的意義,從而達到自我拯救。作品敘事風格輕盈,故事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流動,在沉默、思考和簡短的對話之間飄移,讀來回味無窮。聚焦親子關系的還有亞歷山德拉·薩爾基(Alessandra Sarchi)的《安東尼婭的禮物》(Il dono di Antonia)。

          2.回歸歷史的作品

          安東尼奧·斯庫拉蒂(Antonio Scurati)完成了有關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四部曲的第二部——《M——天選之人》(M. L'uomo della provvidenza)。第一部《世紀之子》(M.Il figlio del secolo)在2018年出版即獲斯特雷加獎。在第二部中,斯庫拉蒂沿襲其虛構和歷史重讀相結合的創作風格,再現1919至1932年的意大利風云。這是墨索里尼的權力上升時期,也是法西斯主義逐漸高漲時期,作家大膽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構成的社會要素以及墨索里尼起的作用。意大利在利比亞的殖民主義歷史并不為普通讀者所了解,而作家有較為詳實的披露。當然,作家在描述歷史人物時雖竭力保持客觀性,但其中也不乏極具個人化的色彩和表達。學界同時也認為,作品對法西斯主義構成要素的分析遠未更加深入,而是過于浮在表面。

          和斯庫拉蒂的大人物視角不同,不少作家選擇了家庭史詩或個人史詩與歷史重疊,從而管窺歷史??藙诘蠆W·潘扎沃爾塔(Claudio Panzavolta)的《從遠方回到過去》(Al passato si torna da lontano)有一個副標題——“一個意大利的故事”,作家寫的是羅馬涅地區法恩扎附近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記錄的卻是意大利二戰以來深刻的變化、國內的分歧和法西斯主義對信仰的利用。書中阿妮塔親眼目睹母親被法西斯槍殺,此后和父親一起照顧家人,度過艱難歲月。學界對小說“小視角大歷史”的表現形式、蒙太奇手法的巧妙運用給予了高度評價。題材類似的作品還有薩布麗娜·拉古奇(Sabrina Ragucci)的《同一個世界》(Il medesimo mondo)。另一部特色鮮明的小說是雷莫·拉皮諾(Remo Rapino)的《邦菲利奧·利博里奧的生平、死亡與奇跡》(Vita, morte e miracoli di Bonfiglio Liborio),這是作家借邦菲利奧·利博里奧之名給父親立傳,并勾勒意大利近八十年的歷史。利博里奧介于經典的鄉村傻子和聰明的瘋子之間,在笑淚交織的失敗和復仇中度過1926至2010年這一生的時光,讀者所熟知的歷史也由此通過變形的鏡頭被觀察,從而超越時間,有了形而上的維度。這是一部有聲音的小說,善用諷刺,使用俚語、阿布魯佐方言和自創的語言(書末附有詞匯表),給讀者帶來感動和笑聲,也引發思考。

          《M——天選之人》與安東尼奧·斯庫拉蒂,圖片源自Yandex

          3.回歸生活的作品

          很多作家開始專注于對生活本身的觀察,還原不同人群、不同人生階段的生存狀態,描述人們所面臨的困境或者出路。

          阿莉切·烏爾喬洛(Alice Urciuolo)的《崇拜》(Adorazione)通過少女埃萊娜之死和朋友們的反應,探討典型的青春期問題,如性沖動、暴力、懷疑、叛逆與狂熱,同時對植根于家庭和群體中的法西斯主義進行了揭示。埃萊娜的死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義,既與他們的個人經歷相關,也與極端的情感關系和教育相關。愛、溫柔、欲望與控制、屈辱和暴力被混為一談。烏爾喬洛是青少年系列劇《羞恥》意大利版(Skam Italia)的編劇,小說的風格也帶有即時和電影的特點,對話豐富,描述極少。阿萊西奧·福爾焦內(Alessio Forgione)的《少年時代》(Giovanissimi)是一部男性的成長小說,聚焦青少年的空虛和痛苦。14歲的馬爾科和父親住在那不勒斯,母親離家出走,成為他無法愈合的傷口。他內心的憤怒和空虛在足球的夢想中得到緩解,又在女友和伙伴們中體會了激情與迷茫,表現了青少年在特有階段被家庭遺忘、被世界忽視所感受的失望與創傷。

          馬爾科·阿爾比諾·費拉里(Marco Albino Ferrari)的《我的陌生人》(Mia sconosciuta)是一部生態小說,帶有一定的自傳性。一個熱愛自由而悲傷的女人喜歡音樂和阿爾卑斯山脈,在40歲時生下孩子獨自撫養,遠離她出身的富裕家庭,最后在勃朗峰找到了幸福,那里也成為教育孩子最好的所在。小說將冰川、樹木、天空和各種植物描繪得非常動人,與對母親的愛和對生活的熱情融為一體。著名生態作家保羅·科涅蒂(Paolo Cognetti)大力推薦該作品,認為它已經達到了這一流派的巔峰。

          三、文化愛國主義的張揚

          意大利新冠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眾對政府和公共健康機構的質疑不斷和焦慮情緒的蔓延。如何提高民族凝聚力,重建信心,進而團結一致,更有效地控制疫情,成為媒體和文壇討論的熱點。旅游業受創,使人們開始質疑文化活動的必要性,甚至質疑意大利文化本身。而文化是構成意大利GDP的一大份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和文化如何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回應這些質疑與焦慮,形成文化愛國主義的表達形式?作家們試圖將觸角伸向意大利引以為豪的文藝和文學,重拾意大利文化符號,重現城市文化,喚起民眾對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認同和愛國熱情。我們看到了比較典型的兩種方式:

          首先是文化紀念。

          2020年適逢拉斐爾逝世500周年。3月5日,紀念拉斐爾的特展在羅馬的奎里納萊博物館(Scuderie del Quirinale)開放了三天便因疫情閉幕,后在6月2日重新開放兩個多月。思考的空間打開,讀者得以反思新冠時代的藝術和文化遺產,也反思社會撕裂可能帶來的惡果。2020年是文藝復興諸多藝術家杰作從戰火中被搶救出來以后的第76年,斯特凡諾·斯坎薩尼(Stefano Scansani)的小說《戰爭中的拉斐爾》(Raffaello in guerra)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歷史片段。1944年一個夏夜,藝術界愛國人士冒險收集了博洛尼亞國家美術館中拉斐爾、喬托等藝術大師的真跡,成功越過了德國人的防線,避開了盟軍的轟炸。作家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黑夜世界,也再現了藝術對抗戰爭的場景。

          但丁作為國民詩人,是民族文化的標志,也是匯集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形象之一,在疫情時期尤顯突出。2020年,意大利政府通過決議,將每年的3月25日設為但丁日(Dantedì),以迎接2021年但丁逝世700周年。朱利奧·費羅尼(Giulio Ferroni)的《但丁的意大利——〈神曲〉之旅》(L'Italia di Dante.Viaggio nel paese della 'Commedia')、亞歷山德羅·巴爾貝羅(Alessandro Barbero)的《但丁》(Dante)、阿爾多·卡祖洛(Aldo Cazzullo)的《重見群星——但丁,創造意大利的詩人》(A riveder le stelle. Dante,il poeta che inventò l'Italia)這三部突出的非虛構作品,成了2021年但丁紀念活動的預熱。

          格拉齊婭·普爾維倫蒂(Grazia Pulvirenti)的《你不會畫我的眼睛》(Non dipingerai i miei occhi)深入藝術內部,彰顯20世紀的意大利文化。讓娜·赫布特恩(Jeanne Hébuterne)是意大利著名表現主義畫家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Amedeo Modigliani)的搭檔和模特。但鮮有人了解這位女藝術家。莫迪利亞尼的表現主義藝術以及兩個孤獨靈魂的故事,帶讀者走進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喚起讀者對意大利文化本身的自豪與激情。

          其次,以城市為基點進一步挖掘對意大利文化特質。

          保羅·錢皮(Paolo Ciampi)的《佛羅倫薩王》(Il maragià di Firenze)是向佛羅倫薩致敬的作品。1870年,印度王拉賈拉姆·楚特拉普提(Rajaram Chuttrapputti)在歐洲旅行途中來到佛羅倫薩,被這座城市的美所吸引而駐留,卻因染病長眠于此。當時作為首都的佛羅倫薩排除偏見和猜忌,為他舉行了印度教的葬禮。此書是佛羅倫薩和印度之間思想、記憶、想象的交流記錄,也是佛羅倫薩平等、多元文化的一個縮影。作家語言精練,有蒙塔萊(Eugenio Montale)之風。馬西莫·羅夏(Massimo Roscia)的《埃姆先生讓人頭疼的案子》(Il dannato caso del signor Emme),情節簡單古怪。埃姆先生曾被《紐約時報》稱為“半世紀以來意大利最杰出的記者和小說家之一”。前記者卡拉和雙胞胎兒子以一輛改造過的舊校車為家,開始旅行,尋找埃姆先生的信件、物品以及被教廷刪除的作品,重建他的生平,恢復他的尊嚴和名譽,在真實和虛構中呈現出意大利各城市獨特的風貌?,敔査ぐ土_內(Marta Barone)的《淹沒的城市》(Città sommersa)始于瑪爾塔偶然發現一份已故父親的審判文件,這似乎為她打開了一扇窗,讓她去了解父親的過往以及20世紀70年代動蕩的都靈,書中充滿了微觀歷史和宏觀歷史的交織、敏銳精確的觀察與表達。作者并不急于評判,而是在記憶中搜索、分析和驗證,讓讀者產生強烈的在場感,對意大利文化也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四、悲觀與樂觀共存

          1.暮色文學的到來

          疫情帶來的悲觀情緒真切表現在文學創作中,部分作家對意大利的未來感到擔憂,認為意大利乃至西方開始進入黃昏,遂以更為冷峻的筆調,寫出一批反烏托邦的,或預示黑暗未來的作品。

          奧雷利奧·皮卡(Aurelio Picca)的犯罪小說《羅馬最大的罪犯曾經是我的朋友》(Il più grande criminale di Roma è stato amico mio)以羅馬20世紀60年代真實的人物為主人公。勞多維諾曾讓羅馬乃至意大利聞風喪膽。作家深入到邪惡的黑暗中,構建了這個人物的暴力、孤獨與絕望。這也是一部存在主義的小說,反思人性的傲慢,展示生活的空虛和無意義。安杰拉·韋基奧內(Angela Vecchione)的《廣場》(La piazza),將罪惡之地設置在上世紀80年代的那不勒斯,彼時彼地黑社會猖獗,罪惡橫行。小說講述了一個在暴力中長大的女人的故事。廣場成為一個隱喻,每個人在混亂中生活,但每個人都將選擇自己的方向。山德羅·弗里齊耶羅(Sandro Frizziero)在《浸沒》(Sommersione)中讓讀者沉浸在威尼斯潟湖島的沼澤,以第二人稱講述了一個佚名老漁夫的故事。這是一個令人發指的角色,無情而清醒,否定人類社會的價值,不求希望,褻瀆是他唯一的祈禱方式。而島上的居民也在詛咒和虛偽中繼續生活。整個小說彌漫著微妙的諷刺,在幻滅中留下一個世界的輪廓,那是絕望和無序的存在,沒有未來,只有下沉。

          和這種隱喻性作品相比,也有一些寫實性作品表達了對未來同樣的擔憂。達尼埃萊·列利(Daniele Rielli)的反烏托邦小說《恨》(Odio)中,馬爾科是個年輕的天才,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一個技術時代,于是創立大數據公司,推出一個新設備,可以揭示人類心靈的黑暗。作家描繪了一個快節奏的、起伏的、充斥著各類軟件和數據的時代,欺騙、暴力、誘惑、權力伴隨著仇恨蓬勃生長。

          近年來,除了內西(Edoardo Nesi)之外,鮮有作家深入到意大利家族企業,從當局者的角度進行觀察。2020年出現了一部這一題材的優秀作品,即阿爾貝托·阿爾貝蒂尼(Alberto Albertini)的《沒落階層》(La classe avversa)。小說以被迫回家繼承產業的詩人的視角,描繪了家族企業的沒落和科技時代的到來。當管理先進、競爭力強、注重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逐漸取代家族企業,這是否意味著沖突能夠消解,規則變得簡單?作家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這不過是另一種危險時代的到來。

          2.文學中的曙光

          有不少作家以更為樂觀的態度,思考應該成為怎樣的意大利人,以及如何面對新的未來?,旣悂啞愃づ翣栁鳎∕aria Rita Parsi)的《兒子,被叫做耶穌的斯捷潘》(Stjepan detto Jesus, il figlio)是從一個孩子的視角看待現實。斯捷潘是巴爾干戰爭中一個塞爾維亞東正教士兵強奸穆斯林婦女之后生下的孩子。因為是被敵人羞辱的后果,母親不能愛他,也不能恨他,于是選擇了拋棄,而父親一直在監獄里。九歲時知道真相的孩子決定去找媽媽,和他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狗和相機。小說表現了被戰爭摧殘的受害者為了生存而具備的難以置信的勇氣。作家也用簡單而溫情的筆調,讓人們更關心他人,更慷慨、公正、人道。在當今疫情肆虐的環境中,這顯得尤為珍貴。吉安·阿爾圖羅·費拉里(Gian Arturo Ferrari)一直是意大利出版業的核心人物之一,2020年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意大利男孩》(Ragazzo italiano)中,主人公寧尼屬于二戰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一生跨越了工業革命、社會民主運動等意大利發展時期,經歷了一個個嚴酷、貧窮、焦慮、繁榮的時刻。小說用孩子般清澈的聲音,讓讀者看到了孩子在兒童、青少年和成年三個階段的成長以及與之相伴的意大利歷史,表達了創造一個美好世界的愿景?!对谖覀冎啊罚≒rima di noi)是喬治·豐塔納(Giorgio Fontana)的一部雄心勃勃的復調小說,在近九百頁的篇幅中,圣托里一家四代的生活變遷經歷了意大利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后重建復蘇再到全球化的各個歷史時期??梢钥吹?,對意大利當代史的書寫并非作家的要旨,他所關注和追問的,是面對已經腐壞的遺產、父輩的錯誤,現在的我們該如何擺脫或糾正。而答案在新世紀的聲音中,在每個人的生活里。

          結 語

          2020年的意大利文壇因新冠疫情的大背景而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特征。文學的消遣性受到市場的青睞,回歸的文學成為作家們共同的寫作方向,對意大利現狀的關注也使作家對文化愛國主義有了新的理解和寫作嘗試,讓作家對意大利的未來有了不同的表達。

          總的來說,這一年從文學生產的產量上來看是豐碩的,質量上也不乏佳作,作品或題材厚重或手法新穎。但是,在新冠文學主題作品中,文壇尚未出現一部有震撼力的大作,這在如此特殊的年份顯得有些異樣。這是否意味著作家缺乏批判的勇氣和擔當?抑或是像筆者所采訪的作家加布里埃萊·迪·弗龍佐(Gabiriele Di Fronzo)所說,是因為作家們尚需帶著更審慎的態度在疫情結束后寫作,以免產生錯誤的判斷?而更多的作家或許是像加布里埃萊·佩杜拉(Gabriele Pedullà)向筆者所表示的那樣,已經開始了相關主題的寫作。讓我們拭目以待。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學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