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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非虛構文學擴張了文學邊界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梁鴻  2021年08月18日10:24

          非虛構文學的出現激活了自現代文學誕生以來的內在傳統,即其“社會性”和“公共性”的一面,它把這兩者重又帶回到文學之中。非虛構的跨學科書寫,不單單是學科之間的工具化使用, 而且讓知識還原其情感的一面,關注現實場景中的“個人性”和“情感性”,最終形成一種更加寬闊的、融會貫通的認知體系和文學審美特征。非虛構的寫作主體并不全然掌握主動權,它和寫作對象互相監督,互為主體,從而形成一種主體間性,寫作主體—寫作對象—世界三個維度互相依賴,也互相生成。非虛構寫作的“真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完成的,它是幾方在不斷博弈中形成的理解“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的通道,不是一勞永逸的確定。在此意義上,非虛構文學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類型和寫作精神。

          非虛構文學的審美特征和主體間性

          自2010年始興起的“非虛構文學”思潮,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這一概念的興起是由“文學內部”發生,其結果卻是,“文學內部”在大部分時候給予此相當嚴厲的批評、挑剔甚至否定,在“文學外部”,它卻如火如荼,漸呈蔓延之勢。我們看到,不管是大眾傳播層面的新媒介欄目、新聞特稿報道等,還是其他專業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學等都在進行非虛構寫作實踐,探討“非虛構”的意義、方法,并試圖從中尋求自身學科發展的新的可能性。

          這不禁讓人追問:“非虛構文學”究竟具有怎樣的特質,而形成幾乎類似于一場全民寫作的運動,它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何在?進一步來說,“非虛構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只是某一時期的曇花一現,還是它真的具備一種文學力量,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文學類型,既區別于小說、散文、報告文學,也區別于新聞、社會學、人類學,等等?最后,與既往的文學寫作相比,“非虛構寫作”究竟有無真正的異質性,“比如一個非虛構作家的主體,他在世界上的位置與小說家有何不同?他們同樣是敘事,同樣是‘講故事’,非虛構的敘事和講故事中是否包含著對人和世界的不同的認知視野?” 如果真的有所不同,那么,這些不同能否確證非虛構文學的合法性,進而確證非虛構文學使當代文學得到真正的擴張,從而為未來的文學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不妨回到白話文運動發生之初重新進行溯源。

          01

          白話文運動興起的本質是現代思想發生了變化,它既是追求平等自由和大眾普及的時代要求,也是文學文體產生根本性變化的契機。胡適在談到白話文運動中文學革命的興起時曾說道:“這場文學運動本身就是對解放文學形式的需求,尤其是對采用白話文作為現代文學各分支的唯一合用媒介的自覺需求。但這場運動所包含的各種交叉問題,使它變得不再僅僅是一個形式問題。我前面提到‘豐富多彩的內容’和文學素材領域的拓展,那么這種拓展和豐富的內容是什么呢?它包括新的視野、新的愿望、新的社會理想和政治思想,以及新的首先標準,諸如與現代文明的接觸、個人的發現、婦女地位的提升,還有過去十年發生的政治和社會變化等——它們帶來了社會思潮的激蕩?!?“解放文學形式”和“新的視野和愿望”,胡適所提出的“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無一不是從這兩個角度進行闡釋的?!艾F代文學”的發生一開始就與 “社會”之間血肉相連,并且,這里的“社會”并非單指客觀之社會現象,它包含人的精神和思想情感。

          為了應對當時洶洶之批評,即白話文學的粗糙和對文言的拋棄,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不僅以創作實踐來證明白話文學同樣可以擁有審美之特質,同時紛紛給出理論闡釋。胡適提出“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意在讓白話文學同樣成為一種審美化的語言。周作人也提出,“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及成語,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組織適宜,且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這種理想的言語尚若成就,我想凡受過義務教育的人民都不難了解,可以當作普通的國語使用?!?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白話文學”既要擁有“文章之美”,也要滿足一個基本價值取向,即面向大眾。

          回顧百年以來的文學史,幾次大的爭論無不是圍繞著“文學”與“大眾化”、“公共性”進行。陳平原在一次文學對話中發出疑問:“進入新世紀以 來,我們一直在追問:文學到底還有沒有力量,也包括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專家,是否愿意或者能夠繼承魯迅的傳統?” “魯迅的傳統”,即中國知識分子所言的“社會關懷”的那一部分,其實,這一問題自1990年代以來就被不斷提起。大部分論者會將其歸結為社會的資本化和功利化導致了文學邊緣化,其實, 它更來自創作者對“文學究竟何為”的焦慮。當社會發生劇烈變動之時,文學內核的某種蒼白被凸顯出來,一段時間內凝結而成的“文學”概念無法承載撲面而來的時代和現實,那么,變化是必然的。

          非虛構文學正是在這樣一個動態鏈上產生的。這是一次文學的自我暴動,是自1990年代以來文學焦慮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的質變,不只是內容方面的“底層寫 作”“現實主義”或“大眾化”等思潮的變體,它還試圖在文體上賦予文學新的特質,指向更為寬闊的可能。它試圖接續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文學之初的任務:以文學作為媒介,展示社會內部“新的視野和愿望”,并最終“解放文學形式”。

          2010年和此后幾年間陸續出現的一系列非虛構文學作品,如《中國在梁莊》 《中國,少了一味藥》《冬牧場》《拆樓記》《瞻對》《出梁莊記》等,以作者自身的“介入”,以“個人經驗”為起點,進入中國生活內部,書寫真實的人生和歷史事件,這些作品最為顯著的共性特性便是,它們都致力于展示社會內部 “新的視野和愿望”,而讀者的熱烈反響及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廣泛討論也說明它們具備了某種真正的公共性??梢哉f,非虛構文學的出現激活了文學的內在傳統,即其“社會性”的一面,文學重新與社會、時代和現實世界之間發生聯系,它把封閉在現有文學形式內部的社會現實和公共價值重新打開,和讀者在情感上形成直接的呼應,最終也實現了審美方式的轉換。

          復旦大學教授金理在一次會議上說,“即使在虛構中,非虛構也似乎成為了對‘文學’、‘文學氣質’的克服”,這里的“文學氣質”一詞特別值得推敲。身為文學中人,對“文學氣質”都隱隱可感:“審美”“修辭”“自我”“邊界感”“某種感傷氣質”等,所謂“克服”,不是對這些名詞所代表的 “文學屬性”進行否定,而是非虛構文學讓這些“文學屬性”重新處于“未確定狀態”,進而探索新的邊界和新的概念。

          在非虛構寫作的發酵和傳播過程中,最為突出的便是普通寫作者的加入。這些普通寫作者的非虛構作品也許文學性不夠高,但總體而言,他們的寫作起到了 “大眾化”的作用。文學不再只是少數人可以做的事情,它超越階層、專業和圈 子,讓想表達和想說話的人找到可以表達的方式。

          在這樣全民寫作的熱潮中,我們隱約可以感覺到“白話文學”和“白話文教育”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活力,它們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即重新打開文學,使文學走向普羅大眾。那些普通的、無名的、不被人關注的人生也可以變為有名,被人關注到,那些從來不曾有過觀眾的人因其故事而被另一個陌生人看到,從而使得自我的某一部分得到彰顯。這樣一種全民寫作非虛構的現象似乎在提醒大家關注一個問題:平民能不能分享文學?或者,平民有沒有權利通過文學的手段來實現自我,從而形成一個公共空間,進而參與到時代精神的生成過程中?

          可以肯定,這些作品或許無一能夠進入未來的文學史中,但是,在此時此刻的歷史進程中,卻像胡適當年的“兩只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一樣,成為通往某種解放之途的橋梁,成為無數次文學嬗變最基本的變動力量。

          02

          2021年5月23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聯合《探索與爭鳴》雜志舉辦主題為 “非虛構寫作與中國問題”的會議,邀請了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學和文學學科的學者,筆者也有幸被邀請參加。在去之前,筆者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甚至寫好一篇文章,列舉“非虛構文學”之好,以對應可能到來的批評。

          可是,在整整一天的會議中,筆者感受到的是其他學科學者對“非虛構文學”的敬意和認同,這一認同并不是說他們全盤接受非虛構文學的種種特質和方向,而是,他們認為,“非虛構文學”為他們學科帶來非常多的反思空間和可借鑒之處,譬如學術規范和學科話語方式對學科的桎梏,譬如在“田野調查”中如何面對“個人”,在書寫時如何處理“情感”,等等。由此,我意識到,關于 “非虛構文學”的討論并不只是文學和文學內部的事情,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及其所擁有的能量遠非我們所能想象的。

          或許,我們應該換一種思路重新思考“非虛構文學”的內在特質及由此產生新的啟發性。問題的焦點不在于非虛構文學溢出其他學科是否“對/ 錯” ,而在于,當想到非虛構文學給不同學科帶來新的空間時,激蕩著我們的是非虛構文學的哪一種精神特質,而這一特質可能是虛構文學或之前的文學寫作所不具備的。

          在那次會議上,不同學科的學者致力于探討的是,當我們面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場景時,我們該如何把“個體”提請出來,讓個人特質顯現出來,同時又不放棄其社會特性和邏輯特性。

          就文學而言,它具體指的是,你是否真的看到生活內部的異質性,而這一異質性有可能沖破某種固定的、已然為我們所熟悉的話語模式和認知模式?在這 里,田野調查只是前提和必要條件,在龐雜、瑣碎的生活表象背后,觸摸到個體存在更為復雜的面向才是基本任務。

          換言之,一個專業的非虛構文學寫作者寫的并不是“生活的表象”,不只是講好“一個故事”,而是要盡最大努力發掘,在那樣的“現場”和“故事”中, “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存在,這個“個人”不是抽象的、更高真實的個人,而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

          非虛構文學所面對的是“現實生活”和“活生生的人”,這是它的基本邏輯起點,它是非虛構文學的最根本特質,也是能夠激蕩寫作者內心靈魂的基本點。并不是所有寫作都能如此激活一個寫作者的身份意識,寫作者和時代、社會正面相逢,你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不能拿“文學回到語言自身”來安慰自己, 你必須正面直視你面前的活生生的生活和人,你面對的不是柏拉圖洞穴里的“影 子”,而是“人”自身,詞與物之間,你必須找到最恰當的話語來對應。

          對于文學而言,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寫作者多了一項之前的同行未曾遭遇過的道德要求,你要為這一“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負責,“田野調查”“行動”“現實關懷”等不是寫作者加諸自身的光環,而是你要描述“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

          那天會議探討的問題非常具體,甚至連社會學中所慣常使用的人物代稱 “×××”也進行了一番辨析。其中,有一位學者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說,有一次他們在進行“農村分家”的田野調查,那個家庭正吵得不可開交, 他突然想到,如果要進行論文寫作,那么,“農村分家”中的情感因素一定會被棄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從經濟、社會、人際關系等角度進行分析,但實際上,“情感”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無法量化,而不能被進入社會學的書寫。大家就此進行了一番非常有意味的探討,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農村分家”過程中的情感因素不被書寫,那么,這樣的調查是否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違背真實生活邏輯的?從而,這樣的社會學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可靠?

          學科分野是現代知識的劃分形式,它是所有學者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只要你想在學科內獲得認同,就必須用某一套固定的話語系統來說話。所以,不同學科之間壁壘重重,界限分明。學者們既為之受苦,但同時,也形成某種類似于知識霸權的分野,要想進階,必須掌握這些話語術。非虛構文學的寫作沖破這一學科分野,對所有學科的知識類型都是“拿來主義”的態度,田野調查、口述歷 史、場景還原、地方志視角等,都可以在文中出現。這些不單單是學科之間的工具化使用,而是一種新的激活,讓知識還原其情感的一面,關注現實場景中的 “個人性”和“情感性”,最終形成一種更加寬闊的、融會貫通的認知體系和文學審美特征。它讓人的心靈重新回到古典時代,在那時,所有的人類知識都是共有的,數學、詩歌、幾何、物理,等等,都還沒有被區隔出來,人在思考問題時,擁有一種天然的整體意識,心靈也處于百川共在的狀態。它讓寫作者調動所有的知識譜系、情感經驗去思考“活生生的”存在,其心靈是自由的,和對象之間能夠坦誠相對。

          非虛構文學的跨學科使用讓不同學科的學者意識到“甄選”本身的問題所在,那些被社會學稱為“邊角料”的東西恰恰是最值得重視的,那些被民族志研究中稱為“過于主觀”的材料或許包含著對那一群體新的認知。

          再回到文學上,非虛構文學為當代文學帶來一種新的生產框架和認知模式。 它擴張了文學邊界,人類學、社會學、口述歷史、新聞調查,等等,不同學科的 形式在這里都可以得到新的使用,并最終構成新的文學結構和審美維度。這樣的生產框架和認知模式拓寬了文學參與生活的維度,重新激活了“知識”與“生活”之間的深度聯結。

          這一點,看起來好像并無特殊之處,但是稍微回溯一下就會發現,當“知識”自成一體時,往往會被日漸成熟的話語系統包裹,最終,知識變為“詞語” 或“修辭”本身,而與“事物”之間的關聯反而有些疏遠。這就好像“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概念,它們產生之初都是為了應對當時所出現的“詞大于物”的現象,但最終,卻也被“詞語”吞噬。非虛構文學的田野性、個人性和現實性使得“詞語”被迫直面“事物”——那些新鮮的、未知的、很難被命名的事物。在這里,“物”的豐富性和活躍度遠遠大于現成的“詞”的含義,你必須通過各種手段去尋找新的對應詞語,最終,在不斷漲破的“物”與使盡渾身解數迎接的“詞”之間的博弈中,一種新的文學文體可能會呈現出來。

          03

          由于要直面“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非虛構文學寫作者的“主體性”遭到嚴重質疑。其立場價值、家庭背景、知識視野、職業生活,等等,都變成必須考察的對象,因為這些因素會影響到你對“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的觀察。這是非虛構文學中的“非”,也是非虛構文學中的“虛”。因為這一個“非”字,“非虛構文學”被認為是表達了現實的客觀世界,而同時,因為寫作者主體的主觀性,它又很難取得完全的信任。這幾乎成了非虛構寫作的原罪。

          但是,這一“原罪”也恰恰構成了非虛構文學最為獨特的地方,也是非虛構文學之所以不同于報告文學、新聞報告和紀實文學等文體的地方。作者不敢擅用自己的權力,他必須盤察并警醒自身的一切,必須調動自己全部的理智和感情,和自我博弈,最終和“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形成對話。換句話說,你在觀看和判斷“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反過來,它們也在觀看和判斷你,不是因為你是寫作主體就掌握了主動權,你的寫作對象,甚至,你的讀者,整個世界都擁有話語權和判斷力?!皞€人經驗”和“知識體系”不是你寫作的依據和確定自己的支撐,而是需要不斷克服的對象。寫作主體并不全然是主動的一方,它和寫作對象之間互相監督,彼此互生意義,從而形成一種主體間性,寫作主體—寫作對象— 世界三個維度互相依賴,也互相生成。

          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完成的,它是幾方在不斷博弈中形成的理解“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的通道,不是一勞永逸的確定。在此意義上,非虛構文學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類型和寫作精神。

          從寫作的總體思想角度來看(不管分屬哪一個學科),當寫作主體盡力把自己化開、揉碎,和“活生生的生活和個人”一起迎接大的歷史洪流時,文本所呈現出來的精神氣質總是謹慎和多向的,文本語言也是一種尊重的、不輕易判斷的語言,并且因為這尊重,作者所觀察的生活和個人變得平等、開放且有自我彰顯的可能。

          卡波特的《冷血》雖然被稱為“非虛構小說”,但是,我們稍微思考一下, 作者歷時幾年,窮盡各方資料去調查、追溯一個罪犯的生活史,這本身就是一種尊重,這樣一種尊重既賦予了文本本身的凝重氣息,同時,也使所調查對象擁有了打開內部精神世界的可能性。譬如,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為什么具有更開放的空間,它恰恰來自作者對人類學家身份的質疑和對知識背后的價值立場的懷疑,這也使得《憂郁的熱帶》中那“遙遠的部落”不那么遙遠,多了“普遍人類”的情感,少了獵奇和奇觀化的視野。再譬如前幾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美國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的著作《掃地出門》,在字里行間里,你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目光的注視和極為謹慎的判斷,在文后的附錄中,作者解釋 了正文中時時出現的“朋友”就是作者自己,換句話說,他并沒有因自己社會學家的身份而完全放棄對觀察對象的情感描寫,相反,他詳細描寫了一對母子在被迫不斷搬遷過程中的快樂片刻、悲傷時刻,還有這些情感對人物的影響。

          非虛構寫作者在文本中的角色不是造物主的角色,這一點和小說家完全不同。非虛構寫作主體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知識分子兼而具之,他既要迎接撲面而來的生活本身,要全部身心地浸潤進去,去感受生活內部的空間和可能蘊含的精神,同時,還要提防自己過于“自大”,要摒棄過于主觀的判斷,時時警惕自己被以往知識視野遮蔽。它是一種全面自我批判和自我質疑的寫作,其中包含著公共價值的呈現。這并不是否定非虛構寫作主體的 “個人性”,相反,所有批判和質疑都經由“個人”產生,它所依據的是自己的所看所感,是非常直觀且主觀的。

          這也是非虛構寫作充滿活力的原因。當寫作主體不斷質疑自己的時候,才有可能有新的理解和發現,也才有可能使寫作本身獲得更闊大的空間。以最近的 “龐麥郎事件”為例。我注意到,《人物》雜志在進行寫作之前,幾個記者坐在一起開會討論,對以往“龐麥郎事件”的報道和書寫進行總結檢討,以防止這一次報道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樣的舉動和思想意識,在非虛構寫作中,堪稱有里程碑意義。這幾百字的內容不只是前言,而是這篇文章的一部分,它和本文一起, 構成一個縱深的時代背景和人物背景。它彰顯了非虛構寫作主體的自覺意識,即 寫作者在面對“活生生的生活和人”時,必須有充分的反思意識和謹慎態度。

          就非虛構寫作的發展而言,文學家們并不超前,甚至顯得落后、過于顧慮重重。自2010年《人民文學》倡導并逐漸掀起“非虛構寫作”熱潮以來,像李娟 《冬牧場》那樣的優秀文章非常少,真正積極響應并持續出現成果的反而是在其他學界。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參與評選由瑞士知名雜志Reportagen舉辦的“真實故事獎”,因此讀到了相當一批國內一流記者所寫的文章,筆者深深感到,很多文章遠遠超出了特稿和新聞層面,它們就是非常優秀的“非虛構文學作品”,并且,他們的勇氣、行動力和洞察力遠遠超過作家。文學界的“圈子化”以其固定的審美和趣味保護著作家們,一旦有一天這個“圈子”被打破,我們會看到自身的孱弱和封閉。

          在這里,我并不想對非虛構文學和虛構文學進行某種比較,我的理解是,兩者參與歷史的方式不同,非虛構文學為文學提供了一種新的樣式,這一新的樣式或許能滲透到所有文學樣式的寫作中,這對于文學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仍然有很多作家執拗于非虛構寫作中的“真實”問題。最重要的兩點,一是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虛構”,二是誰有權力認為自己所寫的是“真實”。在這里,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每個人在談論真實時,總是把“真實”看作 “客觀真實”,既然如此,又何須文學來書寫?但實際上,當人類開始試圖說話描述這個世界時,就只能是“摹仿”,“語言”作為中介不可避免地會有錯位、 錯誤,所以,“詞與物”的對應從來都只是無限接近,而不是完全對等。在承認這一點的前提上,我們對非虛構文學中的“真實問題”才有探討的可能。

          非虛構文學觸及了自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以來,或者說,二戰之后世界范圍內文學的一個困境:如何重新讓文學再回到生活中?!皧W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的本質在于,文學無法表達越來越復雜和沉重的人類生活。納博科夫堅決反對現實主義文學,反對流亡的俄國作家們書寫自己的流亡經歷,他不是反對現實主義文學本身,而是認為,當作家“把流亡當自己的寫作資本”時,俄國的現實是無法呈現的。在他內心深處,仍然有無法面對現實的 “羞恥”之感,“當我閱讀曼德爾施塔姆在那些殘暴者可惡統治下寫作的詩歌時,我感到一種無法抑制的羞恥……”這并非修辭意義的“羞恥”,而是實實在在的無能為力。

          非虛構文學試圖重建文學與現實、重建知識者和“人民大地”的關系,在另外意義上,也是在試圖重建一種新的更加融會貫通的知識體系,當這一知識體系重新貫注到文學之中時,或者,文學會出現新的審美特質和結構方式。與此同時,當我們把“文學”看作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著的事物時(而不是一個已然完全成熟、封閉的概念),不管是哪一種文學類型的出現,都有可能是對現有概念的一種修正、充實或者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