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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末的奇觀:威爾斯早期科幻經典
          來源:澎湃新聞 | 宋明煒  2021年08月11日08:13
          關鍵詞:威爾斯

          科幻小說在身世上具有某種“酷兒”特征。它只有一位祖母:瑪麗·雪萊(Mary Shelley);但有兩位父親:凡爾納(Jules Verne)和威爾斯(H.G. Wells)。這三位作家的寫作貫穿了科幻在整個十九世紀的史前史:瑪麗·雪萊在世紀初浪漫主義的光影籠罩下,描繪啟蒙時代和大革命的雙重噩夢景觀;凡爾納在漫長而繁華的英法帝國擴展時期,通過敘述那些“非同凡響的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創造了科學與技術的神話;威爾斯則屬于世紀末的一代,他的筆下帝國已經開始瓦解,人類的科學和文明面臨—也由自身的濫用帶來—未知的威脅。 

          三位作家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奠定了科幻文類的基本特征,但正如科幻理論家蘇恩文(Darko Suvin)所說,此后的科幻可以說都是從威爾斯的世界中跳出來的。威爾斯寫于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間的四部早期科幻經典—《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莫羅博士島》(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星際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為二十世紀大部分的科幻小說(到賽博朋克誕生之前)提供了最主要的一些主題:時間旅行,生物改造,技術的濫用,外星人和星際戰爭的到來。這些主題預示著維多利亞時代落幕之后二十世紀即將發生的一些主要變化:烏托邦讓位給惡托邦,從人類精英在科學和人文上的雙重自信,墜落到普遍的懷疑和迷惘,世界進入黃昏,處于無盡的等待末日的過程中。 

          英國學者伯格茲(Bernard Bergonzi)將威爾斯的寫作生涯分為前后兩個不同時期:前期的威爾斯對世界充滿懷疑,既信仰進化論,也對人類的前途感到憂愁,對科學的作用和濫用的倫理后果兼有充沛的思考;后期的威爾斯卻變得樂觀起來,熱衷于構想理想的社會形態。英國科幻史學家羅伯茨(Adam Roberts)具體指出在一九○八年前后,威爾斯的思想發生了烏托邦轉向,此前他認為地球和人類社會處在冷寂過程中,此后則開始信仰新物理學帶來的原子時代。他在《現代烏托邦》(A Modern Utopia)等一系列半虛構作品中夫子自道,鋪陳從技術設計到政治管理無所不包的烏托邦藍圖。只是威爾斯后期那些鼓舞人心的作品,現在很少有讀者還記得,反倒是他在一九○○年前—維多利亞時代的世紀末—寫下的四部科幻小說經典,至今仍長銷不衰,并且不斷翻拍成影視劇。僅在最近二三十年間,《時間機器》《隱身人》都有過至少一次電影改編,《莫羅博士島》三次被搬上銀幕,《星際戰爭》則被拍成高成本電影和兩個不同版本的電視連續劇。這些作品寫出了世紀末的荒涼和恐怖,像是為現代世界展開了“終局的開始”(beginning of the end)。這種感受正如受到威爾斯影響的張愛玲在四十多年后所說的那樣:“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個時代里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保◤垚哿帷蹲约旱奈恼隆罚?nbsp;

          如果說瑪麗·雪萊站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交界點上,十九世紀是凡爾納的世紀,那么二十世紀就是威爾斯的;但這不是因為他的那些烏托邦愿景,反而那些烏托邦崩壞的廢墟,才正是我們時代的特征。正如時間旅行家在遙遠未來遭遇惘惘的威脅,莫羅博士島上那些人性與獸性混雜的恐怖,隱身人實驗中彰顯科學與技術之惡,火星人入侵引發全面失控與人類喪失所有關于現在和未來的確定性—這些感受是威爾斯前期科幻作品為二十世紀早早做出的預言,至今仍是科幻小說的基本音色。正是在威爾斯筆下,科幻變成現代啟示錄,預示著科學的災難、人類的困境、文明的沒落。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生涯像是一部狄更斯小說,他出身底層,憑借刻苦努力,在社會階層上進階。他曾在師范科學學院讀書,師從進化理論大師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赫胥黎在倫理學上對進化論的修正,對威爾斯有很大的影響,使他對進化論,特別是其社會學演繹抱有懷疑。在這個意義上,威爾斯與比他小十五歲的魯迅有些相似之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和《莫羅博士島》中對“同類相食”(cannibalism)的描寫,也可以與魯迅筆下的“吃人”主題對讀,他們都寫到人的墮落與人種進化/退化之間的辯證。

          威爾斯早年信仰社會主義,同情工人階級,曾參加費邊社,與蕭伯納是好友。費邊社成員主張漸進式社會改革,致力于建立福利國家。社會主義思想深深影響威爾斯的文學想象,這一點在《時間機器》中就有體現:他筆下未來人類進化(或退化)成為埃洛伊和莫洛克兩個物種,正體現出英國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這種分裂的局面通過科幻的情節變得更為觸目驚心。同樣的主題也在他后來的科幻作品如《莫羅博士島》、《上帝的食物》(The Food of the Gods)、《彗星來臨的日子》(In the Days of the Comet)中不斷重現。

          雖然寫作了大量科幻小說,威爾斯卻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個歷史學家,一個社會預言家,一個未來主義者。事實上他借用文學方法塑造的許多想象之物,都變成了后世大眾想象的常用詞匯。比如他在《時間機器》中設想的時間旅行,又如他在一九一四年宣布人類進入了原子時代。他對于空中戰爭的虛構想象,預言了不列顛戰役這樣的空中防衛戰,甚至丘吉爾提醒人們警惕納粹崛起的名言“風暴來臨”(gathering storm),也是借用自威爾斯描寫火星人入侵的《星際戰爭》。毫無疑問的是,盡管威爾斯是進化論作家,是社會主義宣講者,在二十世紀初更是轉變成一個預言家,但他留給后世最主要的遺產——也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仍是他早期寫作的四部科幻小說,所憑借的完全是文學的魅力。 

          威爾斯的粉絲,如博爾赫斯,大都熱愛威爾斯的文學,而非他的主張。作為“科幻之父”,他在科幻文學主題和美學上的成就,影響了從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克拉克(Arthur C.Clarke)到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等眾多科幻作家。他也經常被人拿來與凡爾納相提并論—但無論是威爾斯還是凡爾納都不喜歡這種比較。凡爾納聲稱:“我用物理學來寫作,他只是憑空捏造?!蓖査谷ナ罆r,博爾赫斯就指出這種相提并論是錯誤的,因為兩人完全不相稱。從懸想小說的承傳關系上來看,博爾赫斯無疑更青睞威爾斯小說中那些神秘、未知的景象;相比之下,凡爾納的想象世界更多是理性和科技的產物。然而,威爾斯的小說不僅在奇觀層面具有神秘色彩,他的作品還比凡爾納的更具寫實性。

          對威爾斯的文學魅力,博爾赫斯有準確的描述:“威爾斯的每篇故事中都只有一樁奇事,圍繞這奇事的種種情景都很平常、普通?!保ú柡账埂端饺瞬貢盒蜓约?,盛力、崔鴻如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蘇恩文一定是贊同這個說法,他正是在威爾斯科幻小說中看到“平?!焙汀澳吧钡膮⒉罱诲e,在他提出的科幻定義,即“認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理論中,含有科幻奇觀和日常生活的并置:令讀者著迷的科幻小說往往不是純粹的幻想,而是將陌生化的奇觀整合進人們按照常識建立的認知可能之中。蘇恩文認為威爾斯的科幻小說在驚奇效果和日常認知之間有著戲劇性的交鋒和交融:“他作品中的基本情景是某種具有毀滅性的奇異事物對于維多利亞時代人類生活環境的侵犯?!獠靠蚣苁潜M可能穩定不變的、狄更斯式的環境?!瓋葘拥墓适略敿毭枋隽酥饾u展開的、遲疑不決的與一種外來異類的超越個人的力量所進行的搏斗?!憩F的是帝國文明內部的不安?!保ㄌK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丁素萍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

          在很大程度上,威爾斯小說的魅力建立在現實主義原則和奇觀寫作的平衡點上。在科幻小說之外,威爾斯的作品經常被納入不同的譜系。他的作品被分成三個互有關聯的部分:三分之一是科幻小說,三分之一是半虛構的烏托邦宣講,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狄更斯、薩克雷影響下的社會批判小說。事實上,最后三分之一的存在—威爾斯的寫實小說—使他從一開始就堂而皇之地進入英國文學的正史。即便是他的科幻小說,威爾斯同時代的大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也不吝給出最高贊揚:“哦,一位將幻想化為寫實的現實主義作家!”如何闡釋科幻和現實主義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也是科幻美學建構中的一大難題,至今在中國科幻新浪潮發生過程中,有多位科幻作家打出“科幻現實主義”的旗號,有些理論家至少在為科幻做出辯護的時候,也會經常引述現實主義的原則。威爾斯既是現實主義作家,也是科幻小說的創造者,他為從蘇恩文到當代學者的理論構想,提供了溝通這兩個領域的豐富文學資源。

          布蘭德斯大學的英國文學專家布羅茲(John Plotz)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將威爾斯的科幻小說放在維多利亞現實主義的脈絡中辨識他的創新之處,提出威爾斯的科幻是一種巴洛克現實主義(Baroque realism),這不僅在于威爾斯小說在描繪現實生活場景時打開通向奇觀的大門,而且在布羅茲看來,威爾斯和同時期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相似,都寫出了一個內部和外部不同、經驗和事件不相稱的人物世界。巴洛克現實主義的命名,暗示著作品如同巴洛克藝術空間充滿了褶曲,威爾斯的科幻小說,像連接著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兩大文學模式的詹姆斯晚期心理小說那樣,對世界的呈現并不是直截了當的,而是半露半掩,與經驗世界若即若離(“Semi-detached”,即布羅茲新著標題):人物從熟悉的日常生活場景,踏入引起認知混亂的異世界;一半似曾相識、一半隱沒在未知的黑暗中。

          另一種解讀威爾斯早期科幻小說的方式,是暫時跳出科幻和現實主義的關系,將這四部小說放在英國文學史的內部線索中進行考察,這正是伯格茲在他那本《論早期威爾斯》(The Early H. G. Wells)中所做的,他認為威爾斯的科幻奇觀是對英國世紀末感受的文學表達。事實上,可以與威爾斯相提并論的作家不一定是凡爾納,反而是威爾斯同時代的一批英國作家,如圍繞十九世紀末《黃面志》(The Yellow Book)雜志的一些作家(威爾斯也為《黃面志》寫過稿),廣義的頹廢派作家和拉斐爾前派畫家:王爾德(Oscar Wilde)、道孫(Ernest Dowson)、比亞茲萊(Audrey Beardsley)等。這些作家和藝術家共同創造了世紀末的華麗與衰朽。在王爾德著名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有這樣一段關于世紀末和世界末日的簡單對話:

          “這就是世紀末?!焙嗬麆拙舻吐曊f。

          “是世界末日?!迸魅嘶貞?。

          “我倒希望是世界末日,”道林嘆了一口氣說,“生活太讓人失望了?!?/span>

          (孫宜學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

          王爾德在此寫出世紀末(fin de siècle)與世界末日(fin de globe)的關系,前者是一種病癥,后者則是對即將發生的大毀壞的想象。如果說頹廢派和唯美主義將“世紀末”的感受唯美化了,威爾斯則將這種病癥加以陌生化處理,由此建立將“世界末日”呈現得惟妙惟肖的科幻奇觀。威爾斯不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但唯美主義的形象顯然進入了他的文學想象,比如《時間機器》中的埃洛伊。那生活在人類文明廢墟上的纖細、美麗、無知天真的弱小人類,置身于宛如樂園一般的深淵之上,他們不僅是末世的人類,而且和地下那些看不見的捕食者一樣,已經失去了人類的理性。

          伯格茲提到當時奧匈帝國的猶太裔心理學家瑙竇(Max Nordau)轟動一時的著作《論墮落》(Entartung),指出瑙竇對世紀末精神狀況的批判,或許對威爾斯也有影響。瑙竇對頹廢派的鞭撻占盡道德主義的制高點,因此后世學者對他并不認可;《論墮落》早已絕版,但他對頹廢心理的把握卻非常精準,他的描述展現出科幻小說一般的奇景:“普遍的感覺是末日將至,滅絕在即?!睔W神話中有令人畏懼的諸神黃昏。在我們的時代,那些發達的頭腦中所發生的,是諸國黃昏引起的昏厥,星辰逐漸暗淡,人類及其所有那些機構和創造,都在一個死滅的世界中沉寂下去?!保ㄞD引自Bernard Bergonzi,The Early H. G. Wells,第5 頁,筆者自譯)這種景象正仿佛時間旅行家在時間盡頭所看到的:籠罩在荒涼氣氛中的世界,暗無天日,古怪的生物凄涼慘叫著飛上天空,巨蟹般的捕食者向他襲來;末日到來,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太陽中的黑影撲面而來,一切都看不見了。

          《時間機器》之外的另外三部小說也盡顯世紀末的美學和心理?!赌_博士島》寫出另一種形象的墮落:由進化論科學支撐的生物實驗,最終造成人性的隕落。這個墮落故事的科幻主題,跨越了整個十九世紀。威爾斯的第二部科幻小說顯然是向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致敬,他寫的是弗蘭肯斯坦式的瘋狂科學家對科技的濫用,以及人造人的墮落,但世紀末的威爾斯比瑪麗雪萊更絕望。弗蘭肯斯坦的怪物不是因為沒有人性而讓人恐懼,而是因為他內在的人性與外觀上令人畏懼的非人形狀之間發生的緊張,讓讀者感到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恐怖(uncanny)。莫羅博士通過活體解剖和器官移植來創造獸人,則是在外表和內在之間做了反轉,他們外表的人形和內在的獸性之間并不相配。這是一種科學造就的對自然的扭曲。莫羅博士和島上的其他醫生,也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失去人性、變得瘋狂。

          但小說中還有一層動人的力量。威爾斯寫到主人公觀察這些獸人時一種微妙的感受:當他們可以自由展現出本來的動物面目時,反而讓他感到有一種人性呈現出來。在這最后一點上,威爾斯比很多作家都更早觸及了“后人類”(post-human)主題,即世界不再是以人為中心,非人的和類人的生物也有其位置。那些莫羅博士解剖刀下誕生的獸人,雖遠在電子時代之前,卻可以說是如賽博格(cyborg)那樣,開啟了一個不再以人類為中心的嶄新世界;莫羅博士島作為事件發生地點,揭開了人類末日的大幕。 

          《隱身人》更多體現出狄更斯現實主義和世紀末美學的交融,這又有些像張愛玲為《傳奇》再版本設計的封面,引起一種莫名、不安的感受:一個沒有面目的人形突兀地出現在窗口,望向“歲月靜好”安穩的日常生活。隱身人是一個瘋狂科學家,對于科學的濫用造成他的墮落;他從失去可見的面目和身體,到失去人類的良知,到徹底失去人性。但更重要的是,威爾斯在這部小說中將科幻變成一種能夠照亮“不可見”事物的文學;尋常的英國小鎮生活中看似美好的表面之下,有著不可見的隱身科學家所帶來的惘惘的威脅;世界變得可疑起來,正如布羅茲所說的巴洛克現實主義那樣,可見的外部與不可見的內部重疊、折疊起來,小說情節所要做的,就是要用展示奇觀的方式,將那個不可見的內部呈現出來。

          羅伯茨還認為隱身人由于是看不見的,反而對十九世紀流行起來的邊沁式監獄—以及??掠纱苏J知和批判的現代監視社會—造成顛覆;因此,在這個反人類的“怪物”身上,反而寄托了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對抗。難怪隱身人被目為恐怖主義者遭到全社會的圍剿,他像后來科幻電影中的“V字仇殺隊”那樣,正代表了對社會管制的反抗和擯棄。

          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威爾斯的這四部科幻小說,都是用同樣的再現“不可見”之物的文學方法,在輪廓清楚的外部世界中,暗示有不可見的未知恐怖,由此進入一個令人戰栗的內在世界。這也奠定了威爾斯之后大部分科幻小說的基本情節模式。正如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塑造的文明敗落、人性泯滅的末世情景;科爾茲上校的囈語“恐怖!恐怖!”,回響在威爾斯早期的四部科幻經典之中,甚至也回響在二十世紀英美科幻主潮之中。這最初發生在“世紀末”的嘶喊,正是二十世紀現代文學最刺耳的一個旋律。

          許多讀者都認為寫于一八九八年的《星際戰爭》是威爾斯早期科幻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在威爾斯的作品中,這部小說最具有現實主義的力量,幾乎所有的描寫都是從外部進行的,如同新聞報道那樣看起來客觀、真實。威爾斯選取他本人生活的地點,英格蘭的沃丁鎮作為故事背景,從目擊者角度依從線性時間展開來逐日描述一場外星人入侵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末日般的災難。將一個想象性事件嚴絲合縫地植入日常生活場景。在這個過程中嚴格遵守目擊者的限知視角,為敘述帶來強烈的真實感—眾所周知的一個軼聞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當美國聽眾在收聽根據這個小說改編的廣播時,誤以為外星人入侵事件真的發生了,因此引起社會恐慌??梢哉f,這部小說是最大程度地將文明毀滅的末日景象,放在一個可具體敘述的層面來做出令人信服的呈現。

          但另一方面,這部小說也比威爾斯的另外三部早期科幻,更真實地寫出“帝國文明內在的不安”。小說把技術高超的火星人與完全無力還擊的英國人之間的關系,比作歐洲殖民者與在殖民過程中瀕臨滅絕的塔斯曼尼亞人,這個比喻反轉了帝國書寫,既暴露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圖景中文明競爭的慘烈,也同時提出帝國對自身罪惡的反思。小說中的大英帝國已然分崩離析,不僅是因為外部的打擊,也由于內在的不安已經撼動帝國的文化邏輯和道德自信。小說中寫主人公與幾個人物相遇, 無論是牧師,還是士兵,都已經在各自領域中墮落到底:牧師毫無救贖與自救之力;士兵變成夸夸其談的空想主義者。

          《星際戰爭》的文字也更為精準、克制。如寫到最后一個火星人死去的時刻,小說幾乎完全聚焦在空無一人的倫敦廢墟,以及主人公在外星人聲音湮滅后感到的孤獨和荒涼:

          過橋的時候,“嗚啦,嗚啦,嗚啦,嗚啦”的聲音戛然而止,像是被什么打斷了。突如其來的安靜像是晴天里的霹靂。

          暮色中朦朧可見周圍的高樓,公園那邊的林子已變成黑影。紅草在廢墟中蔓延,昏暗中看起來,像是極力扭動著,想要高過我的頭頂。孕育恐懼和神秘的夜將我包圍。嗚咽聲倒是緩解了一點孤獨,讓人覺得倫敦并沒有完全死去。身邊瘋長的生命也給了我一點支撐。忽然,附近有東西飄過—我不知道是什么,而后四周陷入了寂靜。什么也沒有,只有荒涼的寂靜。

          《星際戰爭》中荒涼的廢墟,完美地體現了世紀末的世界末日想象,同時也預示著二十世紀或未來時代的文明毀滅。在此值得一說的是,《星際戰爭》(或是由其開拓的情節類型)可能比威爾斯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科幻,特別是《三體》。威爾斯想象的火星惡劣的生活環境,正類似三體行星頻繁遭遇的“亂紀元”——環境惡化,這正是星際戰爭的最初動因;像吸血鬼那樣吸食人血的火星人,雖然形象丑陋,卻是完全冷血的理性主義者,他們高超的科技與不需要語言的交流方式,都與三體人的特征具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劉慈欣筆下三體人對地球人的傲慢與蔑視,凝聚在“你們是蟲子!”這個比喻中,而這種比喻,也曾發生在威爾斯筆下,主人公面對外星人,感覺渺小無力如螞蟻—面對世界末日的人類,墮落如是。

          威爾斯在世的年代,他的作品就已經譯介進入中國,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后來的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宗師茅盾,在早年也翻譯過威爾斯的科幻小說。經過了一個世紀之后,劉慈欣小說中的威爾斯因素,讓威爾斯式的末世想象在中國語境中復活;經過了暴虐的二十世紀歷史之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處在世紀末的時刻,還是世紀初的開端?或者,世紀初是否已經完全超克世紀末,新時代是否要忘記末日災難?在新譯威爾斯科幻經典問世之際,我只愿中文世界的讀者,仍會在威爾斯的世界中獲得啟示。

          參考資料:

          1. The Early H. G. Wells, by Bernard Bergonzi,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2. Metamorphosis of Science Fiction, by Darko Suv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by Adam Roberts, Palgrave, 2005;

          4. Semi-Detached: The Aesthetics of Virtual Experience Since Dickens, by John Plot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Inventing Tomorrow: H. G. Well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Sarah Co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021年6月14日,寫于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