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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文學評論:“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來源:文藝報 | 李云雷  2021年08月09日08:43

          在舉國上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的時刻,近日,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對文藝評論高度重視,做了重要部署,對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文藝評論工作做了規劃,為當代中國文藝評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當前文學與文學批評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要“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充分建構“新時代文學”的主體性與美學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展開已近10年,文學界也有不少關于“新時代文學”的討論,但“新時代文學”的本質或特質尚未得到充分概括,“新時代文學”只是被視為簡單的時間標示,或“新時期文學”的自然延續,而沒有充分展現出其應有的革命性,即在新時代,我們應該重新定義文學,重新確立文學優劣的標準,重新建立文學與現實、與世界的關系。對于這方面的工作,文學批評應該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新時代文學評論應該承擔起構建“新時代文學”美學原則的歷史重任。

          在現代以來的文學史上,每當歷史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一些文藝理論家與批評家總是率先發聲,以新的美學理想引導、呼喚新的作品,在與作品的互動中形成新的精神力量,為人們打開一個新的思想空間。五四時期,新文學的倡導者批判傳統文學與通俗文學,提倡白話文,提倡民主與科學,為中國文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藝,倡導作家走進人民生活、為人民群眾創作,開辟了“人民文學”的廣闊道路。新時期之初,在思想解放的潮流涌動中,一批理論家與批評家不斷提出新的思想命題、新的美學議題,呼喚并促成了新的創作潮流,形成了新的美學原則,極大地拓展了社會的精神空間。在這些時代的重要轉折中,文學批評都能領風氣之先,在一個新的思想視野中重新思考文學,重新定義文學,重新確立文學的審美標準,從而呼喚出新的詩歌、新的小說、新的散文、新的戲劇,呼喚出一個新的“文學的春天”。

          2014年及其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關于文藝問題的重要論述。其中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不要做市場的奴隸”“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等重要觀點,既繼承了我們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傳統,又對文藝界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新經驗做出了新的分析與判斷,為新時代文藝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已經改變并將繼續改變文學界的整體格局與精神面貌。對于新時代文藝評論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講話精神,在新的思想坐標上,構建“新時代文學”的審美標準、批評方法與理論體系。

          在《新時代文學“新”在哪里》(《人民日報》2018年2月6日)一文中,筆者在理論上論述了“新時代文學”的新穎之處。相對于“新時期文學”精英化、西方化與現代主義的審美標準,“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以人民為中心”。相對于“新中國前30年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尊重文學的相對獨立性,在于“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提出。相對于“五四新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文化自信”。相對于傳統中國文學,“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現代性,在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時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區分,“新時期文學”參與并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在思想、語言、形式等方面的探索中,拓展了現代漢語的表達能力,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新時期文學逐漸形成了一種精英化、西方化與現代主義式的審美標準,在90年代以后伴隨著大眾文化的崛起,則形成了一套以市場為中心的出版發行機制,這是今天我們需要反思和改變的。

          在今天,新時期所構建的美學觀念很大程度上仍處于支配性地位,塑造著我們的文學觀念與關于文學的想象。新時期文學建基于一系列文學命題與文學觀念之上,這些命題與觀念構成了一種文學范式,一種對文學的特殊理解。這樣的文學范式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只是特定歷史時期與特定文化氛圍的產物。在今天,我們既應該認識到這一文學范式的歷史合理性,也應該認識到其局限與不足,在新時代的語境中沖破舊觀念的束縛,使文學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比如,新時期文學強調文學的“主體性”,強調文學的“向內轉”,這里主要處理的是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強調文學相對于生活的“獨立性”,強調文學由關注現實到關注“主體”的轉變。如果在文學史的脈絡中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觀念是對五四文學中“為人生的文學”、以及左翼文學重視生活這一傳統的一種反思,也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構成了一種對話。我們應該看到,這樣的文學觀念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在文學進入新時期之后,強調創作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強調藝術的獨立性與多元化,是一種時代的選擇。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觀念如果成為一種不可更改的“新的美學原則”,也會為文學帶來傷害,比如強調“主體性”而割裂了文學與生活、現實、世界的連接,強調“向內轉”則文學似乎不能表現“自我”之外的事情,這就讓文學的路越走越窄。在這40年間,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并沒有充分進入作家的關注視野,就在于他們為新時期的文學觀念所束縛而對生活的變化習焉不察、熟視無睹,無法以一種更加開闊的視野把握這一巨變。新時期文學中類似的觀念與命題還有很多,如“寫什么”和“怎么寫”、文學要“走向世界”等等,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文學觀念集合體,也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觀念的集體無意識。新時代的文藝評論應該將新時期文學“相對化”、“歷史化”與“問題化”,既充分肯定其歷史功績,又對構成其文學范式的一系列基本觀念、命題進行重新審視、重新思考、重新探索,才能為“新時代文學”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以上是在歷史視野中進行梳理的話,那么在現實中,新時代新的文藝現象、文藝經驗、文藝作品就更多了,需要文藝評論做出分析、甄別與判斷。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之后,“人民文學”的傳統受到重視,《創業史》等紅色經典也得到重新闡釋與更大范圍的認可,但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仍然是中國古典、俄蘇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或者歐美20世紀現代派作品,并未真正將“人民文學”作為自己可資借鑒的重要傳統,在新時代如何讓“人民文學”走進更多作家的文學價值系統?再如,近年來伴隨著脫貧攻堅、抗疫等重大事件,以及一些國家重大工程的竣工,文學界涌現出了一批“主題性創作”,這些作品很難納入新時期文學的觀念中解釋,也很難納入新中國前30年文學的框架中解釋,我們該如何判斷這些作品的藝術性及其可能性,以此為基點是不是可以發展出新的評論方法與標準?再如,對于網絡文學等新的文藝形式和微博、微信等新的文學生產與傳播方式,我們該如何分析,是以傳統的文學審美標準對之進行判斷,還是在其自身的特點上發展出新的評價體系與原則?這種種難題,既是新時代文藝評論面臨的新課題,也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契機。新時代文藝評論既要有歷史的眼光,也要有未來的視野,這樣才能“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才能真正構建“新時代文學”的主體性與美學原則。